利世民聲音專欄 (利世民)

過去兩年，越來越多留在香港的朋友問我：「暫時離開不了；該如何自處？」

做個善良的人。

「就這麼簡單？」

無錯，就是這麼簡單；但再想深一層，今時今日在香港要做一個善良的人，實在不容易。人會因為憤怒和恐懼而變得偏激，失去理智。沒有理智，就不會察覺到自己的內心轉變。察覺不到自己的內心轉變，就很容易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

目前香港社會，無疑是一個充滿謊言和壓迫。只要一不留神，我們很容易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變成了一直以來我們最不屑的那種人。

我們最不屑的那種人，過去叫「憤青」，現在叫「小粉紅」。或者，剖析小粉紅的前世今生，心路歷程，可以幫我們更了解他們為何冒起，他們的思想行為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更重要是讓我們建立起免疫力，免得我們在不知不覺間，在行事和思維上，變得像他們一樣。

表面上，「憤青」和「小粉紅」是互聯網文化促成的新一浪民族主義份子。但這種新民族主義份子，其實在世界各地都有，唯一分別是他們的人數，是否足以成為影響社會的力量。在歐美，新民族主義份子已經在政壇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而另一邊廂傳統的政黨，則視之為洪水猛獸，並稱之為「民粹主義」。

沒有選舉政治的地方，新民族主義有時變成反政府浪潮，在中、俄這兩個超級極權政府口中，這些反政府抗爭，中俄稱之為「顏色革命」。不論是歐美建制派口中的「民粹主義」，抑或中俄兩大專制政權所謂的「顏色革命」，其實都是一個時代的現象，而它們共通之處就是：「互聯網」。

但不要以為中國大陸沒有選舉政治，就等於沒有政治。毛澤東也講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缺乏選舉政治，留低的就只有宮廷政治。 2009 年薄熙來在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時的「唱紅打黑」，其實就是一場「民粹主義」運動。薄熙來棋差一著，在於沒有理順好宮廷政治，最終成王敗寇，薄熙來保得了命，也只不過是潛規則在發揮作用。

而薄熙來的所作所為，卻諷刺地成為了後來者的統治方針。

中共在過去十年，順應著這股新民族主義的思潮，出現了甚麼戰狼外交。這是中共唯一可以讓群眾繼續沉醉於仇恨帶來的滿足感的手段。統治，其中之一最常見的手段，就是借共同敵人來掩飾內在的矛盾，製造表面上團結的假象。事實上，不論是中共抑制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統治手法都是大同小異。

小粉紅，說穿了就是中國大陸新民族主義浪潮的燃料。他們真心相信，全世界都與他們為敵，他們亦甘心與全世界為敵。但這種無仇恨，真的是為了甚麼民族大義嗎？

不，這些人雖然身處英美澳紐加，卻容入不了當地社會，總是覺得自己被歧視。至於真正的歷史究竟是甚麼，對小粉紅來講亦不重要；因為他們早已認定，百年屈辱是因為列強的欺凌。他們亦不會反省，為何在廿世紀初，新中國知識份子會對自己文化作出深刻的批判。他們更不會思考，為何其他東亞文化如日、韓甚班台灣、香港、新加坡，早就走出了十九世紀的陰霾，完全現代化，但唯獨是他們的神奇國度，卻說要走自己現代化的路，不要西方的一套。

究竟西方的一套是甚麼？難道西方的現代化是一場陰謀？又或者，人家只是順應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下，改變了社會和意識形態？雖然自稱是共產主義的政權，卻完全不了解馬克斯主義中的歷史唯物主義，恐怕這也是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就是甚麼都只學表面，再深入一點卻一竅不通。

小粉紅受惠於改革開放政策，但對生活在鄉郊，數以億計仍然未富起來的貧窮戶極為鄙視。他們最大的恐懼，就是怕一旦失去像中共般的極權統治，中國就會亂；亂，意思就是生活水平會被這些數以億計的貧窮戶拖垮。在不相信這些貧窮人口有富起來的機會；其實最看不起自己的國家，就正是這一群整天將國家利益掛在口邊的人。

小粉紅的思想行為，全被自卑和憤怒驅使。他們只是想外面的世界，見到中國最好的一面；對中國大陸其他的一切問題，社會的陰暗面，不但他們不願面對，更不想任何人見到。所以每次講到中國的社會問題，他們都幾乎是條件反射的觸動神經，暴躁如雷。

小粉紅不可理喻，因為在他們眼中，全世界都是不懷好意的；甚至對自己身邊的人，小粉紅亦不能夠相信。試想，當一個人眼中全世界都是不懷好意的人，還有甚麼好討論？所以小粉紅所到之處，只有謾罵和衝突，只有敵我矛盾；當沒有敵我矛盾的時候，他們自然出現內部矛盾。

坊間已經有太多中國文化的劣根性的論述，但我不希望大家朝這個方向去思考；這種過份簡化的二元對立，最終只會令我們也變得像小粉紅一樣。當他們眼中的美國，彷彿只有種族歧視和槍擊案，我們何嘗不是將整個中國大陸都當作是小粉紅之國？

魔鬼可以在不知不覺之間，令人變成他們心目中最看不起的那種人。善護念，意思就是知道貪嗔癡慢疑，只不過是情緒，而人亦難免有情緒，但這不代表我們要受情緒所主導，更不應該被情緒主導我們的所作所為。

2019 年對香港無疑是沉重的打擊，但也確立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往後的日子，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延續香港精神。

香港，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代表了一個讓離開中國大陸的人，可以選擇的一個歸宿，一個身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全世界都希望有朝一日中國大陸能夠變得更似香港，而不是香港變得更似中國大陸。因為香港，正代表了中華文化成功現代化後的模樣。或者這就是為何這個被新民族主義淹沒的廿一世紀新中國，必須要摧毀這座城市的文化和制度。

各位香港人，不論你現在身處何方，我們都要做一個善良的人。善護念；知道雖然任何人都會有貪嗔癡慢疑，但我們永遠都可以理智地選擇自己的作為。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變成自己最厭惡的那種人。

寫這篇分享的時候，剛剛見到《金融時報》的一篇報道指 2023 年首一個月，估計有 190 億美元的資金流入高息企業債。報道中的被訪者認為，投資者已經不再擔心高息債的風險，亦趁機鎖定回報。

假如只想知道利率是否短期見頂的朋友，我可以大膽講，應該是見了頂。

但長遠而言，利率仍然是在下降當中。我有些經濟學家朋友（不是香港那些），甚至認為早在 1980 年代，環球經濟便開始走進低增長的時代，他們私下稱這個現象為「經濟的冰河時期」。當然，身處在其中的人，可能有不一樣的感受。從利率的長期走勢分析，某程度上也與這一派說法不謀而合。

今日的分享，主要圍繞以下幾個主要問題：（一）解釋利率和經濟的基本原則；（二）為何市場利率自 1990 年代開始下降？（三）對我們有甚麼影響。

請放心，以下解說，我假設大家完全沒有經濟學的基礎，亦不會用太多術語。一切以人話進行，務求任何人都可以明白。希望今集經濟學的入門分享，可以給大家一個截然不同的理解，亦同時有實用的領悟。

01，「今年有冇錢派？」我明，呢個係大多人最切身嘅利益，亦唔怪得大家最關心呢樣嘢。我甚至乎覺得，政府最希望大多數人只會爭論呢件事，而忽略真正嘅問題。

02，真正嘅問題係乜？香港係唔可以出現「結構財赤」，完。

03，「香港未有結構財赤，唔駛驚喎。」係技術上未；但到真係有結構財赤嘅時候，香港亦返魂乏術，因為我哋有三大難：一，減開支難。二，加稅難。三，發債亦都難。

04，先講減開支難。由 1997 到 2003 年，香港經濟夠衰喇啩，但當時嘅政府都減唔到開支。經濟唔好又點減開支？唔係話要逆周期咩？但經濟好嘅日子，就更加唔會減開支喇，係咪？結果就係，政府開支只係有加無減，問題係加得有幾快。

05，話雖如此，2003 年特區政府嘅財政儲備，仍然可以支撐 15 個月嘅開支；依家嘅財政儲備，就只有 12 個月左右。

06，未來幾年，以最理想嘅估計，亦只會維持呢個水平。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將未來嘅經濟增長預測，由 3% 上調去 3.7% ；究竟憑乜咁有信心呢？

07，成份預算案演辭，陳茂波最少兩次責怪「外國勢力」抽緊銀根。但如果佢認為美元會持續強勢，咁就有第一個矛盾。要知道，從來強美元嘅時候，香港不論資產價格（即係樓、股）抑或本土消費，都唔會好。所以，如果係咁，香港又何來上調增長預測嘅空間呢？

08，香港政府嘅收入，除咗薪奉稅同利得稅，另外兩大就係印花稅同土地收益，例如賣地同補地價。印花稅同土地收益，一定係同資產價格周期掛勾。有股市樓市好景，香港政府就大把錢用，否則就⋯⋯

09，問題係股市樓市，唔係話你想佢升就升；更重要嘅問題係，因為香港呢個特點，令到地產黨長期都係一個「共治伙伴」嘅角色。似乎北京好唔鍾意呢個現象，所以亦一直用各種方法想取替香港嘅地產黨。

10，事實上，目前香港最重要嘅地產發展商，已經由港鐵扮演。所以呢份財政預算案都有提到三條新鐵路幹線，亦解釋得到點解香港嘅城市發展會係由鐵路主導。當然，從城市規劃嘅實際需要，大型集體運輸系統都有一定嘅必要，但港鐵嘅主導地位，亦都有制衡各地產發展商嘅意義。

11，至於薪奉稅同利得稅，政府當然可以加，亦可以唔需要怕市民嘅不滿，但要知道新加坡嘅稅率只要稍為比香港吸引少少，就已經可以令有選擇嘅人再多一個理由轉移陣地。

12，加博彩稅、煙稅、油稅得唔得？那怕係柴油，都有走私紅油；外圍波馬、私煙等就更不在話下。任何生意，尤其係地下經濟，一旦建立起銷售嘅渠道，每次加稅都等於幫地下經濟增加需求。結果未必可以增加稅收，但一定令地下秩序嘅利潤更豐厚。

13，銷售稅有冇得諗？諗就梗係可以諗；但北區嘅居民返深圳消費囉。

14，加稅杯水車薪，最終得返發債。今次講嘅債，主要係三隻：綠債、銀債、基建債。

15，綠債，你估真係為環保？我估計係日後啲強迫金或各種「豬仔錢罌」，都一定要有啲 ESG 嘅元素，又同時要限制要風險水平係「投資級別」，試問坊間有啲乜嘢選擇？政府發嘅綠債囉。「嗱，我哋唔係為等錢駛所以發綠債呀，為環保，為未來一代，為發展市場咋！」 但客觀嘅實際效果，就係將市場嘅資本，變成政府可以用嘅錢。

16，銀債，就更加係打長者主意。大家記唔記得幾年前羅致光提過，話考慮唔好畀啲人 65 歲以後提走啲強迫金，變成每個月出糧？當時咁講畀人 X 到撻皮，依家換個包裝叫做「銀債」，得咗！

17，基建債，由機場三跑以政府作擔保發債，就已經開咗個先例。但今時今日香港咁做，尤其係明日大嶼同北部都會區，都令我諗起大陸嘅「城投債」；不論係政策嘅背景、動機以及操作，都非常之相似。

18，陳茂波話要將香港政府嘅發債規模，由依家嘅 GDP 4% 加到 10% 左右；政府嘅開支係 GDP 嘅 25% ；咁計條數咪唔會有赤字囉，短期。

19，「借定唔借？還得到邊駛借？」記住，基本法 107 條嘅量入為出平衡預算，唔係單純為紀律而紀律，係任何聯繫匯率制度必須要有嘅條件。

20，成份預算案演辭，都唔知講咗幾多次「發揮香港優勢」；但乜嘢係香港嘅優勢？我會話係美元化嘅經濟，令香港一直係真正嘅國際金融中心。如果無咗呢一點，香港仲有乜嘢優勢？簡單低稅？法治？

21，與其話背靠大陸，不如話大陸一直借香港獲取國際資本，與此同時一國兩制嘅防火牆，又令到大陸可以唔需要改變自己嘅制度；而今後呢個角色，將會由新加坡去扮演。新加坡又親中又親美，又不親中又不親美，friend 得來又獨立。真係有錢嘅大陸人，都唔會諗香港，直接去新加坡開 family office 。

22，與此同時，中產又漸漸離開。最後香港最主流，會唔會就只係排隊等入住簡約公屋，得閒就返深圳消費嘅新香港人？但見到每年啲群眾最關心就係派幾多消費券，其實我哋距離呢一日又有幾遠呢？有時我都唔知，呢個城市嘅淪落，究竟純粹係因為一班庸碌無能之輩亂來，定係北京刻意要透過改變香港去證明啲乜嘢。

01，我見有位性格悲觀嘅朋友話：「唔好對人咁好；正所謂升米恩，斗米仇。」意思就係你一旦對某啲人好，佢哋就覺得「老奉」；覺得一切都理所當然，你只要對佢哋稍為無咁好，就立刻恩將仇報。

02，我亦見到有人將呢種泯滅人性嘅行為，講到係某個文化嘅現象。不過，既然英文入面都有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呢個講法，即係話不論乜嘢文化，講乜嘢語言，都一樣有人渣。可以分別只係，人渣佔整體人口比例有幾咁高。

03，「人渣」做得出呢我哋一般人難以想像嘅邪惡行為，首先係因為佢哋眼中可以唔當其他人係人。所以，矛盾嘅地方在於：當任何人開始有呢念頭，認為有啲人唔配被視為人類嘅時候，記得要提醒自己，係啲乜嘢令人變成「人渣」。

04，唔叫呢啲人做「人渣」，或者可以改個講法叫：「反社會人格。」但大家千祈唔好誤會，我並唔係話佢哋有病，所以叫大家同情佢哋，又或者接納佢哋。今日我想反而想從解釋被大家知，點解我哋要慶幸自己生於呢個時代。幾百年前，我哋身邊會有更多人渣，而且不論係乜嘢社會階層，都更多人死於非命。過去嘅人命賤過今日嘅人命；「人人生而平等」呢六個字，得來不易。

05，先講吓「反社會人格」。單單嘅憤世嫉俗，滿腔怒火，並非「反社會人格」；我認為，所謂反社會人格，其實係好極端地缺乏自制能力，而且完全缺乏同理心。呢種人係唔會理會其他人有感受，而佢哋嘅每個決定，亦只會受眼前嘅衝動所主宰。有人形容呢種人為禽獸，但正如我剛才所講，當我哋開始覺得有啲人可以唔當佢哋係人咁去看待，其實就係魔鬼響不知不覺之間，將我哋變成我哋最睇唔起，最恐懼，最厭惡嘅人。

06，所以，做人真係好難。難就難在明知情緒係我哋嘅一部份，但要學識唔好畀情緒駕馭。「唔通對人渣都要同佢講人權？」我知一定有人咁樣問，而我嘅答案係：

「我哋有三件事可以做。一，保護自己。二，唔好令自己變成佢哋。三，盡量令呢個社會少啲人渣。」

07，以上嘅一同二，相信大家都會明白。但請容許我補充一點，就係我觀察有反社會人格傾向嘅人，往往都有好獨特嘅吸引力。其實呢一點亦唔難明，因為敢作敢為嘅外表，有時真係會令人覺得好有魅力。但英雄同惡魔嘅最大分別，就係英雄唔想其他人犧牲，而惡魔永遠都係用其他人嘅性命同利益做籌碼。

08，「假如我哋相信人間有捨身為人嘅天使，就唔可以排除有視人命如草芥嘅惡魔。」但好消息係，統計學上天使同惡魔都係光譜兩邊嘅極少數，絕大多數人都係中間嘅平凡人。而作為一個平凡人，我哋只需要做兩件事，就係保護自己，同埋唔好令自己變成惡魔。

09，反社會人格罪犯雖然係變態，但佢哋唔係非理智；佢哋無人性，但一樣會嘗試掩飾罪行。所以，越係少機會畀佢哋搵食，其實佢哋嘅數目亦越少。更正確啲咁講，偷呃拐騙同謀財害命，佢哋會選擇的回報高而代價低嘅罪行。但係當某啲人試過一次犯法而無後果，佢哋就以為自己可以次次都咁好彩。話說呢次轟動全港嘅凶殺案，疑犯全部都有前科。

10，亦有研究發現，反社會人格嘅人，犯罪嘅高峰期係 24 - 44 歲。大家要留意，研究只不過話畀我哋知，更老同更嫩嘅罪犯相對少，但唔代表唔會犯罪。更大可能係，有反社會人格嘅老嘢，竟然仍然可以消遙法外犯案，往往代表個制度好有問題；例如係知法犯法嘅警員。

11，反社會人格有無得醫？反社會人格，既有先天嘅因素，亦有後天嘅環境因素。先天嘅因素，例如缺乏自制能力，呢一點可以透過藥物控制；但你覺得有反社會人格嘅人，會唔會咁有紀律咁自覺去準時食藥呢？至於後天因素，正如剛才所講，盡量減少佢哋可以犯案嘅機會，增加犯案嘅成本，雖然唔可以完全杜絕不幸事件，但可以少一宗，就少一宗。

12，話說回頭，廿一世紀嘅變態反社會行為，可能係幾百年前嘅社會，係相對上普遍嘅情況。以前嘅人，的確可以唔當其他人係人；例如十九世紀之前，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奴隸制度，有各種酷刑。

13，對於呢個題目有興趣嘅朋友，我第一本諗到嘅書就係 Steven Pinker 嘅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早兩年我寫呢本書嘅時候，可能講遠咗少少，但結論仍然係：人嘅善，不外乎三個因素：同理心、自我約束能力同講道理嘅能力。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 by Simon Lee | 利世民 (substack.com)

14，另外我有個觀察就係，絕大多數人見到變態凶手一家，都會覺得佢地喪心病狂。掉返轉頭去諗，即係話，我哋絕大多數人其實都做唔出呢啲行為。唔希望大家唔好以為我係一味咁正能量，但我只係想同各位講，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係有基本嘅同理心，有基本嘅自制能力，同埋可以有講道理嘅基本能力。如果我哋想個社會變得更好，就向呢幾個方向著手，令大家更有同理心，更有自制能力，更會講道理。

15，除咗光譜中間嘅大多數正常人，光譜兩端一邊係好得人驚嘅惡魔，另一邊係可望而不可及嘅英雄。要記住，社會上只有少數人能夠捨身為人。所以，唔好祈望其他人係英雄；明白大多數人都係貪生怕死，亦都有各種人性上嘅缺陷。所以對社會嘅理性嘅預期，係每個人都要盡量保護自己，亦盡量避免自己成為心目中嘅魔鬼。如是者，已經係一個好美滿幸福嘅世界。

16，同理心雖然話係人性，但亦可以間接透過文藝創作去潛移默化。有個講法指，文學、戲劇、攝影、電影、甚至遊戲等，都透過令人加強人嘅想像力而產生更強嘅同理心。甚至有人話，VR 最終嘅理想，係畀我哋第一身咁感受到其他人嘅處境，增強人嘅同理心。但亦有人擔心，打機打得太多會令人對暴力感到麻木。其實呢個題目嘅爭議，一直都有，亦唔會有最終嘅結論。

17，至於自制能力，行為科學對呢方面結論係某程度上係可以學習同訓練。我甚至認為，教育嘅重點，應該係著重個人自制能力，多於係知識嘅傳授。

18，世界永遠都唔會係完美，將來亦肯定會有不幸嘅事情發生。但我哋仍然可以對未來樂觀，亦唔需要放棄對人嘅信念。歷史同統計數字都話畀我哋知，人類文明嘅發展，係越來越少仇殺；社會主流意見，亦越來越唔接受暴力。我哋每日見到新聞好似好多凶案，好多慘案，係因為呢啲事情實在太過有違社會道德倫理，所以先至咁大篇幅報導。

19，「唔係喎，好似美國啲槍擊案，嚴重咗喎⋯⋯」真係，2020 年之後呢兩年的確係，但如果睇統計數字，由 1980 年起，美國主要死於槍械嘅人，原因係自殺。甚至有理由相信，只要有朝一日安樂死合法化，連用槍械自殺嘅個案都會減少。畢竟，人就算失去求生意志，都一樣唔想死得痛苦。

20，所以，最後都係強調多一次，唔需要對人性失去信心；但對自己有適當嘅保護係必須嘅。我哋每個人只要做好自己，避免變成魔鬼，這個世界就已經會好好多。

你會唔會見到有英國人要著到好似十六世紀嘅人咁樣？唔會吖嘛。點解？因為咁做真係無意思。

真正文化自信，首先係：「唔需要去證明啲乜嘢。」

所謂嘅西裝，係咪英國人發明？唔知，亦唔會有人成日掛響口邊。我相信全世界對時裝嘅睇法都一樣：「你鐘意點著，絕對係你嘅自由；但笑你戇鳩，亦都係我嘅言論自由。」

所謂漢服之亂，請容許我坦白咁講：「絕對係戇鳩。」

可能有人會話：「日本人都著和服；蘇格蘭男人著裙添。點解我哋唔可以著漢服？」

可以，如果係一個自然自發嘅現象。但目前呢個所謂漢服，其實只係一班人為咁畀人見到自己好愛國愛黨，唔知可以做啲乜，唯有做到出面嘅政治表演。

再講，歷史上究竟有冇出現過所謂嘅「漢服」？

可以大膽講，元、明、清呢幾個時代，大多數人嘅穿著都應該有唔少轉變；尤其係上層社會。而依家班人所謂嘅漢服，有理由相信係幻想中嘅明代嘅服裝（圖二：明代墓穴嘅壁畫；發現地點：山西大同），你見到好似做大戲咁嘅漢服，應該都係諗多咗。

最後，乜中華人民共和國得漢人咩？其他例如維吾爾族、藏族，係唔係一樣可以發揚光大佢哋嘅文化、生活風俗同宗教信仰？

講落去，只會發現更多不方便嘅真相。其實，我都唔想畀人以為，我成日就只會針對某個神奇國度。但事實就係呢個社會，呢個政權，實在有太多不能自圖其說嘅地方。

今時今日所謂中華文化咁「濕滯」，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係：好多人都覺得現代化就等於西化。甚至我身邊嘅朋友都係咁諗。呢個深入民心嘅諗法，亦解釋咗點解神奇國度到今時今日仍然不斷強調要現代化，但唔要西化。

百幾年前，又係中學為體，洋學為用，結果係唔湯唔水，原地踏步。

究竟乜嘢係現代化？船堅炮利？2025 自主研發？佢哋就係到今日都仍然覺得，現代化，就係物質上嘅滿足。中國人對外面嘅世界，過去幾百年文學、哲學等範疇嘅進步，一概不聞不問。每每講到呢個話題，佢哋劈頭第一句就話：「西方個套有好多問題，我哋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

又或者：「西方好叻咩？殖民呀，帝國時代呀，呢啲就係佢哋野蠻嘅行為同歷史嘅血跡。」

外族即夷狄，係次等文化，呢種心態，基本上解釋咗點解神奇國度自十六世紀就開始大落後。

甚至到廿一世紀，仍然係乜都都要分東方西方；好似西方嘅嘢有問題，所以東方嘅就係答案。呢個咁嚴重嘅邏輯錯誤，呢種偽二元對立，究竟幾時先至可以收皮？

究竟乜嘢係「西方個套」？乜西方得一套咩？東方，又係唔係得一套？

文學、哲學、甚至美學等，以上所講嘅呢啲綜合就成為文化、人文素養；，就一定隨時代發展而變。廿一世紀嘅生活，自然有有廿一世紀嘅文化同習俗。所謂嘅西方東方分別，只不過係人家有不斷進步，而你就固步自封。

唔通夾硬去著十六世紀嘅裝飾，去用十六世紀嘅思維價值觀，就代表忠於傳統？其實佢哋呢啲無內涵嘅行為，只係用行動說明再之反證：「原來呢個地方嘅人，佢哋嘅人文素養，原來真係幾百年來都無進步過。」

另一個反映中華文化無法現代化嘅現象，就係過去百幾年，呢個地方上面嘅政權，精英同知識份子，都無辦法建立出一個有貫穿力嘅「中華民族」身份認同。

百幾年前尚且有個構想要「五族共和」，但百幾年後就就淪為漢民族至上主義。

結論就係，「中華民族」好難搵到最大公約數，由語言、文化到生活習慣，要十四億人用一個共同身份，基本上就只要完全拋棄歷史嘅包袱先至可以做得到，例如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

但偏偏無產階級專政又完全不可行，當一切政治謊言都行唔通，佢哋就只有返去最粗糙嘅政治，最基本嘅敵我矛盾，即係民族主義，文明嘅嬰兒病。

畢竟，構造歷史又係一個好使好用嘅政治手段。但由於歷史有太多不能面對嘅事，當中又有太多唔連貫嘅地方，結果就有好多非驢非馬嘅鬧劇，例如漢服之亂。

講到呢度，小粉紅、藍朋友可能仍然堅持：「點解唔可以宣揚傳統民族服裝？蘇格蘭人有，日本人都有喇。」

最膚淺嘅反駁係：「又話文化自信？點解忽然又用蘇格蘭人，日本人去證明自己？」

深入少少，我就會話，無錯蘇格蘭人都會著傳統服裝，但知唔知點解佢哋要做到咁出面？話說佢哋幾百年來蘇格蘭受英格蘭嘅統治，但好在無經過好似文革式嘅破壞；更重要係，過去幾百年來，蘇格蘭嘅哲學、文化，對整體人類文明進步都有貢獻。所以，人家可以既慕古又現代，亦唔會有違和感。

呢啲就真正嘅文化自信；正所謂，面，係人哋畀嘅。

日本嘅情況亦都類似。經歷過脫亞入歐嘅思潮，之後係民族主義嘅泡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敗後，又再變多一次。百幾年內，日本嘅社會同文化，經歷過三次重大嘅轉變；更重要係，到咗廿世紀嘅後半，人類文明有唔少嘢來自日本，包括流行文化。

現代嘅日本，係一個真正嘅現代社會，但現代嘅日本人亦亦無同歷史割裂；人家可以正視歷史，所以著和服去行山亦無違和感。

點解小粉紅、藍朋友嘅漢服硬係畀人一個怪異嘅感覺？原因係佢哋都唔能夠面對歷史，但又要用歷史去證明自己。

最後，有個問題我更加係百思不得其解：「神奇國度嘅美學點解係咁獨特？」

到目前為止，我唯一嘅諗到嘅解釋就係，過去百幾年來，神奇國度嘅傳統精英文化完全被摧毀，留返就只有下層社會嘅風俗；結果就係今時今日呢班人，根本唔知傳統精英社會嘅文化係乜，連古典嘅美學修養亦失傳。所以新中國嘅事物，美學嘅標準係咁粗俗，根本講唔上係美學。留意返，我所講嘅傳統精英文化嘅摧殘，唔只係 1949 以後；嚴格來講係由廿世紀初開始，甚至有人會認為，「涯山以後無中國」，即係宋末之後就已經無晒所謂嘅中華文化。

但現實啲咁分析，1919 前後，比較明顯見到中國傳統文化嘅躁鬱；當時呢片土地上僅餘嘅知識份子有兩類。新文化運動嘅一班，對傳統文化，尤其上層嘅精英文化完全不屑，甚至連漢字都覺得要改革成拼音；其實呢一派部份加入早年嘅中共，有啲漸漸消失於歷史，留低最後一班，亦都過唔到 1960 年代。

另一派，就係新儒家，亦都係元祖大中華膠，大陸個班當然係過唔到 1960 年代；當中有部份過咗去台灣，有啲留低香港。新儒家大中華膠如錢穆等人嘅觀點，包括大一統是光明偉大嘅歷史任務，遼、金等係侵犯我大中華嘅外族，分裂局面係黑暗時代等，全部都寫入中史教科書。

錢穆等人在生嘅時候，應該點都唔會想像得到，有朝一日佢哋嘅觀點，會異變成今時今日呢種奇形怪狀嘅新民族主義浪潮，成為中共嘅統治工具。

大家千祈唔好誤會，我並唔係要鞭撻新文化運動嘅旗手，又或者新儒家嘅大中華膠；又或者要大家二選一。我只係想透過今日嘅分享畀大家見到，神奇國度嘅本質，就係咁難進化。

我相信神奇國度咁難進化嘅原因，因為深層文化裡面，呢度大多數人都以為神奇國度與別不同；乜嘢都分東方西方。

佢哋深信周公制禮作樂，係人類歷史上最了不起嘅事，只要可以回到過去，就天下大同，一天光晒。呢度嘅人唔願意去了解環境點樣變化，亦唔會去了解制度會點樣影響人嘅行為，佢哋千百年來都希望有好嘅領袖，就會有好嘅政府；有好嘅政府，人民就會有好嘅生活。

如是者，神奇國度幾百年來都無進步過，幾百年來都係一個尋租社會，幾百年來都發展唔出真正嘅科學精神，幾百年來孕育唔到真正嘅人文素養。

但所謂嘅中學為體，又往往只係流於表面，例如漢服之亂。

這幾天，不論是社會，還是自己身邊，都發生了不少事情，讓我想到了言論自由的問題。

「甚麼是言論自由？」這個問題好像很簡單，但其實又不盡然。至少，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每個都好像差了點甚麼，總有人覺得不滿意。

「言論自由，是用來保障那些令人反感的言論。」這定義是有點「偷換概念」；它不直接說甚麼是言論自由，只是說言論自由的其中一個意義。甚至乎，這個定義也意味著，言論自由必然是有一定的代價。

「沒有自由是絕對的，所以言論自由也不是絕對的。」這個講法，相信大家都聽過，耳熟能詳。你想反駁嗎？又好像找不到它的重點，對吧？

今日，我嘗試像數學解題一樣，拆解甚麼是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從字面上，就是「言論」和「自由」。甚麼是言論，不用吹毛求疵，總之但凡不同形式的表達，語言文字當然是主流，聲音圖片舞蹈等等，都是廣義上的言論。

真正的關鍵詞是「自由」；自由是否簡單的解作「做乜都得」？我知道有些人是這樣去理解自由，然後就想到了那些毫無自我約束的人，自把自為，做乜都得。然後，就會有人說：「不就是講過了，自由不是絕對的；所以自由必須要有所約束。」

假如不是絕對，相對的界線應該在那裡？要約束，由誰去約束？怎樣約束？這幾個問題。其實都反映了一個更根本的現象，就是似乎在我們的意識當中，除了自由以外，還有其他的追求。

究竟我們的追求是甚麼？每個人所追求的目標都不一樣。循這條思路繼續下去，最終的結論就是：「無錯，自由雖然不是絕對的，但只要不影響到別人，每個人都應該有自由去選擇自己所相信的事吧」

以上，大概就是自啟蒙時代以來，對自由的辯證。

不少人都滿足於以上的講法；我亦曾經如是。但也有些人不認同，卻說不出一個所以然。我發現，認為「自由不是絕對」的人，其實心底裡都覺得，自由以外還有一些恆久而普世的價值，例如平等、友愛、公義；他們心目中，這些價值或許比自由更崇高；最低限度，也應該與自由平衡對等。

對數學有點認識的朋友，都應該看得出，自由其實只是人世間眾多不同價值觀，不同追求的「集合」（Set）；也可以說，自由只是一個變數，不但因人而異，甚至乎會隨時代，環境轉變。

如果這樣講，自由的確不是「絕對」。

但以上的推理，起點是將自由解作「做乜都得」。有位哲學家 Robert Nozick 就提醒，自由除了「做乜都得」之外，還有也「說不的自由」；換句話說，就是「唔聽」「唔講」「唔做」的自由。

「做乜都得」，Nozick 稱為「正面自由」（Positive Freedom）；至於「唔聽」「唔講」「唔做」等，他叫做「負面自由」（Negative Freedom）。

將自由分為「正負」兩極，意義在於，兩種自由其實是有本質上的區別。「負面自由」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影響別人的。當然，推到極致，始終還是有「人有沒有見死不救的自由」等的爭議。

「見死不救，是不道德，但人的確有這種不道德的自由呀。」假如這樣回答，就有人反駁：「既然自由可以是不道德，自由又是否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

雖然開始的時候，我說是用數學解題的思維去拆解言論自由是甚麼，但本質上這是哲學問題。所以，接下來我想請各位想像一下，在沒有「負面自由」的世界生活是怎樣？你沒有自由去拒絕別人向你發出的命令，連保持沉默的自由也沒有。這樣的世界，你真的是連基本的自由都沒有。

為了讓大家更清晰地去分別甚麼是「負面自由」，從這裡開始，我們叫這些最基本自由做「人權」。在日常語境中，很多事情都被冠以「人權」；我希望大家從今起，學會從「負面自由」，「說不的自由」去思考甚麼才是真正的人權。

另一邊廂，究竟甚麼是「正面自由」？想說甚麼便說甚麼，就是否正面的言論自由？之前，在網上流傳一條短片，Rapper MC 仁說，可以選擇自己想聽甚麼就聽甚麼，那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驟耳聽來，好像有點道理。你想說，不代表別人想聽；人家也有選擇聽甚麼的自由，對不對？

以上所講的「正面自由」，其實不論是言論自由，抑或是其他範疇，都會涉及到別人的自由，換句話說又回到自由是否「絕對」的這個問題上。

別人沒有義務去成全你的個人追求， 這是常識吧？你要其他人與你同行，可以動之以情，可以說之以利，就是不可以強迫，也不應偷呃拐騙。別人不願聽，你迫人家去聽，說不過去。

說到底，如果發揮「正面自由」，反映一個人的品德。

當我們說一個人有沒有品德，究竟是甚麼意思？強迫別人。又或者是張著眼睛說瞎話，凡此種種，就是沒有品德。回到以上提到的問題：「有自由沒有品德，那自由還算不算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

我的答案是：「人權仍然是不可侵犯的；但神聖的是，在人權的基礎之上，做對得住自己和別人的事，更進一步，甚至能成為別人認為值得仿效、學習的行為。」我們都是平凡人，要神聖是很難，但做到「有品，有德」，就已經不錯了。

順帶一提，我聽說過一個解釋，「品」這個字的意思，就是「眾人的評價」。眾人的評價是甚麼？那就是社會普遍價值觀，大眾共識。Adam Smith 在《道德情操論》裡面，提到一個叫「公正的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的概念，意思就是指我們每個人心目中，其實都某程度上感受到別人的感受，從而得知社會大眾，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會有怎樣的評價，也就是「品」這個字的意思。

那麼「德」這個字，又是甚麼意思？我聽過有人將「德」這個字拆成三份，左邊的部分是「行」，右上的是「腦袋」也就是思考，而右下是「心」代表了感受。當行為思想感受，都是正面而善良，就稱為「德」。

兩者加起來：當你不論從社會群眾的評價，以及個人角度的行為思想感受，都合情合理，那就是品德。

可能有人會覺得，有沒有必要將事情拆到那麼細緻？反正大多數人都是率性而為吧。但社會能夠進步，正是因為有人追求精益求精。

早兩年寫了一篇導讀，介紹 Steven Pinker 寫的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當中講到現代人的道德標準進步，暴力減少，原來是因為社會普遍識字率的提升，讓更多人可以從文字和各種文化產物，代入別人的處境，令人更具同理心；同理心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良善（Benevolent），這也是 Adam Smith 在《道德情操論》裡面的其中一個主旨。

有人擔心，在互聯網世界，尤其是被演算法主導的社交媒體，會否令人的言行變的更乖張偏激，嘩眾取寵。但我相信，社會上從來都有些人，就是語不驚人誓不休。過去的世界，他們找不到聽眾觀眾，但經過社交媒體，這些本來在社會不同角落的人終於連結起來，音量也經過迴音谷效應放大。

言論自由，是否等於「鬥大聲」？剛才不是提到 MC 仁說，言論自由重點不是人人口沒遮攔，而是在於我們有沒有自由去聽到自己想聽的聲音？他的這句話能夠引起不少人共鳴，我想是因為在互聯網上，有太多嘈音，令人感到不安和疲倦。

以我的個人經驗，找上門，鬥大聲的人，亦根本沒有意圖去說服別人；他們或許想借機讓自己感覺良好，又或者想滋擾別人，令別人感到氣餒，要別人收聲。要別人收聲，動機是侵犯別人的基本權利。幸好，我們只要簡單幾個按鍵，就可以回復耳根清靜。

但是當政府官員先口誅筆伐，再「拉人封鋪」，那就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專制政權，更加會無所不用其極控制言論。這點早兩天在另一邊文章分享過，不贅。但今天想補充一點：很多時社會言論自由萎縮，不單是因為人民怕了政府，同時還有剛才所提到的「人民內部矛盾」；兩股力量，相輔相成。當越來越多人習慣「沉默」，結果可能連丁點「沉默的自由」，基本人權也最終失守。

另外，我的觀察是，在言論自由被限制的國度，人們理性辯論的能力和水平，都普遍較低；這也是為甚麼小粉紅網上大軍出征的時候，往往只有幾句粗鄙的謾罵，然後便沒有然後。

所以，讓更多人學會如何去理性討論事情，求同存異，解決紛爭，也是維繫一個自由社會必須的。當「正面自由」得不到正常發揮，就會有更多人相信了「自由不是絕對」的謬誤。當主流社會接受了「自由不是絕對」，就有人想到要在這裡劃一條紅線，那裡設一道界限。言論的空間收窄，自由的消亡，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亦不是單憑統治者的主觀意志就可以做得到。當社會風氣在不經不覺間改變，人們漸漸不敢據理力爭，最後到發現自己想表達意見的時候，已經沒有聽眾，也沒有公共空間。

走到那一步，就已經太遲。

後記

再一次跟大家說聲多謝；謝謝你耐心閱讀。

有位讀者希望我可以讀出每篇文章。其實之前我也有講過，寫得好的文章應該是可以朗朗上口，至少作者自己讀一次，對編輯行文用語有很大的幫助；尤其是我沒有其他人幫忙編輯。所以，這個步驟本來是不可以忽略的。

多一重的步驟，時間耗費也更多，我亦必須作出取捨；所以可能在其他的平台，例如 YouTube Live ，就只有重複一些內容。

希望你看完這篇，覺得我的觀點有用，又或者覺得我提出的觀點與別不同，考慮付費訂閱支持。

我也明白，有些朋友暫時不想以付費訂閱的方法支持。希望你能夠向你的朋友推薦這個地方。常言道，免費的最貴，你的推薦和肯定，是很難得的價值。請你將推薦分享，視為一種普及教育，讓更多人接觸得到我的觀點，

這幾天關於言論自由的討論，令我反省到一件事：當人民普遍沒有包容不同意見量度，缺乏對新事物，新觀點的好奇心；在這種文化氣氛之下，仍然不會有真正的言論自由氣氛。

這是言論自由這個題目的第三篇，暫時應該不會再寫；反正有點悶，換換其他的。以下是過去這星期，就這個題目寫過的文章：

（1） 獨裁者手冊之資訊不對稱 (unsubject.com)

（2） 【道德情操論】甚麼是言論自由？ (unsubject.com)

「憑甚麼那些可愛乾淨、有素質、做好事的人，都被認成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在網上見到，中國大陸有對的姊妹，做了有公德心的事，被誤認為日本人。

這對「致91歲的雙胞胎Twins」說要「用個人的優秀和發光」，帶起「崇中媚華」的潮流。

我知道，這裡絕大多數香港讀者，對神奇國度和神奇國民，都感到深惡痛絕。因為香港人的社會和文化被摧毀，不只是因為那個政權，還有支持那政權的小粉紅民族主義份子。畢竟，沒有這些神奇國民，就沒有神奇國度，兩者是互為因果的。

但我希望大家可以暫時先放下「中國人就是這樣」的說法。

我不是說要大愛包容，又或者接受文化差異。我只是想平心靜氣地，討論公德心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公德心，也就是人民素質這回事，是沒有幾代人，都見不到變化。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一樣是到處都見到「請勿隨地吐痰」的告示；當然不是說每個人都是隨地吐痰，而這種告示也是沒有甚麼作為，但它們的存在，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

後來，香港人的公德心意識逐漸提高，最少也經歷了兩代人的時間（大概四十年左右）。但在往後的日子，香港還不時還會發生一些街頭衝突；像甚麼巴士阿叔、的士佬打交、「西客發爛渣」之類的事，還時有所聞。

只能說，在任何一個時空下，總一些沒有公德心的人；分別只是沒有公德心的人，所佔的比例是多少。

至少，香港的經歷說明，公德心不是天生的。我很怕甚麼都訴諸「血統論」，因為這種想法的結論就是：「人生出來的品性是甚麼，就是甚麼；有些人註定做賤民，被統治，有些人天生就是那麼高貴，與別不同。」

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為甚麼我們要接受教育？就是我們希望透過後天的努力，讓自己變得與別不同。為甚麼我們要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就是因為我們相信，教育可以令每個人都充分發揮出自己的本能。

甚至可以說，教育目的就是要令我們可以克服一些天生的障礙。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如何透過教育去建立公德心？公德心，到底又是什麼？

公德心，重點不在行為上，而是心態。行為上表現出來的公德心，比如撿起地上的垃圾，這些都是很表面；假如只懂得教條式地去記著甚麼情況下要做甚麼，當環境一變，就不知道怎麼有公德心。例如，地上有垃圾你就說撿垃圾，那沒有垃圾的時候，你又怎麼辦呢？

發自內心的公德心，有兩個方面；一，留意到到自己怎麼影響別人；二，有些事雖然不是自己造成的，但假如簡單舉手之勞，能讓大家在公共空間更容易相處，何樂而不為呢？

再細緻一點，公德心其實是：

一，換位思考（Perspective Taking），也就是同理心。

有些人甚至意識不到自己缺乏同理心；他們對別人的動機，往往做出最壞的假設，總是覺得其他人都是不懷好意。「如果他們不是這樣去看待別人，在那神奇國度，就無法生存了。」的確，在那神奇國度，可能這就是生存的基本原則，但這種人性本惡的假設一旦成為每個人的信念，社會就只會不斷淪落；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二，留心自己的言行，怎樣影響自己，影響別人。

有些人表現得不在乎自己的言行，也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他們。事實上，我們大多數人都很在乎別人怎樣看自己，只不過是有些人將別人的目光和觀點，用扭曲的角度去理解別人；正如上面提到缺乏同理心的問題，有些人往往以為別人做甚麼都是總是要貶低別人。

順帶一提，留心，就是 being mindful ；這是一種可以透過練習修到的品德。最簡單是透過留心自己的呼吸、感覺、繼而到思想、行為。這種修養，自小開始當然是最好，但成年之後，也一樣可以。留心的人，品德也不會差到那裡。換個角度，不留心的人，往往在影響到別人之後，為自己的魯莽找藉口；例如不留心的司機，不留心的行人，往往在道路上為其他人帶來麻煩。我甚至會覺得，單憑在一個地方的駕駛經驗，大概就可以知道那裡人民的普遍品德水平。

三，區分「公」與「私」。

公德心，其中一個很少人留意到的就是「公」與「私」的界線。

有些人會在公眾場所講電話，講私事，說三道四。除了以上所述，我們是否有留心自己對他人的影響，以及是否知道和在乎別人的感受，第三個問題，是更細膩的。

日本人，很少人會在公眾地方講電話。甚至在香港的某些私人會所，也禁止在餐廳講電話；要講電話，就要到指定的電話室。為甚麼要有這種區分？有人以為這是多此一舉，甚至乎覺得這是只是文化差異。但是我明白，為甚麼在那些公共場合，會有這些限制，說穿了就是：「請不要將閣下的私事公開，其他人不想被迫介入閣下的私生活。」

從前的社會，沒有甚麼私人空間；私人空間、私隱等概念，也只是近年才漸漸變得更複雜。

那怕是香港，一樣有人「私事當公事辦」，又或者「公事當私事辦」。「私事當公事辦」，說穿了就是濫用公權力。但也有些時候，沒有公權力的人，也會混淆了公與私的界線，尤其是在網絡世界，有些人將自己遇到的問題，無限上綱，網絡公審等；那亦未嘗不是一種私事當公事辦。

公事當私事辦，我最記得的例子，就是有次我向所居住屋苑的管理公司要求業主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以及有甚麼成員出席，但管理公司竟然以「私隱」為理由拒絕。那明明是公眾知情權的範圍，卻被變成了私事。

公與私的區分，的確是很考功夫。社會越複雜，「公」與「私」的接觸面也越多，也越多含糊的地方。 這個題目，要另外寫一篇才對。但回到最基本的原則，還是同理心和 mindfulness 。我也必須要承認，自己有很多時也會犯相關的錯誤；錯不是問題，問題是有沒有反省和檢討。

當然，我知道一定會有人說：「你曾經做傳媒，而且是那個惡名昭著的壹傳媒；你們也不是靠販賣社會名人的隱私來獲利嗎？」我只會說，這些社會名人，在努力地在公眾建立自己的形象。我們做傳媒，不是為他們服務，幫他們宣傳；他們也要明白我們，也是為讀者和觀眾服務，有責任將事情的另一面呈現出來。

如果任何人想影響公眾，就要有心理準備將會失去私隱；所以有些人選擇不去影響別人，也不被別人影響，這才是私隱的真正意義。這表面上好像與公德心無關，但我認為這才是公德心這個題目，最被忽略的一環。

不論是個人與個人之間，還是個人與群體之間，設下界限（boundary）是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一個課題，也超越了公德心的範疇。但普遍而言，留意到人與人之間的界線，不去過問別人的私事，我認為也是一種有公德心的表現。

Mind you own business 嘛，對嗎？

最後，我希望大家明白，做個有公德心的人，不是為了讓別人感受到自己的民族更優越。在個人層面，公德心，可以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希望大家不要嫌我重複，長氣；但每次見到令自己感到動氣的事，希望大家首先要留心自己的情緒，然後再想一想，自己即將會衝口而出的那句說話，究竟反映了甚麼？為甚麼會我們對某些事感到厭惡？又或者，我們會否在不知不覺間，變成自己最厭惡的那種人。

我們眼中可以只見到別人的缺點，無限放大；這樣做卻不會令我們變成更好的人。當別人被民族主義所淹沒，我們也可以在不知不覺間信仰了血統論。別人因自卑而自我膨脹，也可以引發我們的優越感，以作為心理上的抵抗。

好了。過了一篇文的時間，剛才我請各位先放下「中國人就是這樣」這句話，現在可以隨意重新再拾起了。又或者，你可以選擇用另一個角度去，了解為甚是公德心；我拿這個題目出來討論，目的不是為了讓別人難堪，反省如何令自己變一個更好的人。

幾個月前，Cato Institute 的朋友告知，他們打算將紀念佛利民的自由雙年獎予黎智英時，我對他們說：「希望更多人記得，他是位被政治耽誤了創業家。」

至今，我仍然會想，若非政治，他現在可能對人工智能的發展，興奮到無法入睡，每日都在思考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來顛覆不同行業。

若然不是這個神奇國度如此神奇，他可能還在賣Polo Shirt（Giordano）。也許他還會有些快餐連鎖品牌；其實他老早就很想從事飲食業；Giordano 上軌道之後，他常常覺得自己可以將 fast fashion 的概念，引進到快餐。但他未必會涉足媒體；真的，他搞傳媒，完全是因為香港特殊的情況，否則也不智會涉足這個行業。或許，他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嘗試搞網購。這是個久不久便想做的生意，不僅是 Admart 的那次，接下來的十幾年裡，每隔幾年他就心思思想再次在零售業大展拳腳。

最後，當然還有人工智能。其實早幾年，他就已經要我思考，蘋果日報應該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當他見到初代 GPT，已經覺得那是早晚會顛覆經濟的技術。

我也非常肯定，他這份人，在以上的創業過程，會輸掉很多錢。但他就是一個不怕輸的人；他不怕輸，最怕是沒有試過。

他的信念是：「本來什麼都沒有，一切都是賺回來的，有甚麼好怕？」

像他這樣的老闆，這樣的師傳，一生人，可能只會遇到一個。

「另外，我有一個請求，請送每個來賓一塊巧克力。」我說。

雖然我不知道，當天在廣州火車站的那位男士，身上為甚麼有塊朱古力，又會那麼碰巧，遇到這個吃貨。但這個 random act of kindness ，最終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

雖然我經常堅持說，歷史是時勢造英雄；但我也相信，每個人所做的每件事，哪怕是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都有可能影響到身邊那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所以，莫以善小而不為。

Jimmy Lai: Winner of the 2023 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

這幾天沒有更新這裡，十分抱歉。新冷戰系列之後，我有點感到筋疲力盡；那不僅是精神上的疲憊，我也感到題材有點枯竭。這個星期我認為比較值得討論的話題，是美國債務上限問題。

「美國政府這樣不停提高債務上限，長遠怎麼辦？」

早兩天在一個 YouTube Live 上，我用廿世紀的兩個現象，嘗試解釋為甚麼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文明發展如此空前地突飛猛進：一，是石化能源的應用；我們透支了過去好多億年來累積下來的能源，換來各種物資上的進步，而代價就是碳排放。二，我們自從 1970 年代進入一個高度金融化的社會，不論是個人抑或國家政府，都在透支未來。

我們面目唯一的希望，就是未來有沒有碳排放的可再生能源，以及人類的生產力提升，令到今時今日的債務變成無關痛癢。

以上這兩個願望，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發生。事實上，從目前的發展看來，我對未來是樂觀的。歷史告訴我們，每一代的人都以為自己生活在人類文明的最高點，但只有後來者才可以用事實證明，前人總是低估了人類的創造力。

回到今天的題目。美國聯邦政府最終會債務違約嗎？在行文之時，白宮和共和黨已經達成初步共識；其實沒有這個消息，我也可以肯定地說，目前還沒美國政府債務違約有這個風險。所謂提高債務上限，已經變成了例行公事。自2007年以來，聯邦政府已將債務上限提高了12次。事實上，從 2007 年到 2017 年，債務上限幾乎翻了一番。

究竟往後的日子，美國經濟以至世界經濟會怎樣發展下去？又有這甚麼值得我們留意的事呢？

自由的窄巷．錯過了的改革

究竟三十四年前發生過甚麼事？還有些甚麼要知道的事，被主流論述所忽略？

Daron Acemoglu 與 James A. Robinson 在 2019 年出版的《自由的窄巷》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提出，任何一個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都會面對一個兩難取捨。假如國家機器積弱太深，結果將會是一個「失敗國家」（failed state）；情況就好像那些長期停留極度貧困的落後國家那樣。

另外一邊的情況就是，當社會進步過程的時候，國家機器也會同時膨脹；若然社會和市場未能在國家機器大到不能倒之前，發展出一個能夠與之制衡的力量；國家機器將吞噬一切，最終導致社會走向極權統治。

中共一直向民眾灌輸一個想法：「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統一政權，中國大陸就會亂。」所謂的亂，就是以上所講的「失敗國家」；當中包括了中國自古以來的社會治安、地方衝突、階級剝削、外敵入侵等。

說穿了，中共就是希望全世界相信：「沒有中共，中國大陸的會更差，而且是非常的差。」我相信就算在香港人當中，也有不少人是這樣想的。

中國就是這樣又一次錯過改革的機會。在 1980 年代，與這個《自由的窄巷》擦身而過。1989 年之後，也沒有甚麼可以制衡中共的膨脹。歷史再次證明，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會因為經濟發展而變成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有很多國家，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地步，就停滯不前，那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邊廂，這些國家亦會維持在專制獨裁的狀態。

歷史沒有如果，我不敢說若然 1989 年的民運成功改變了中共，究竟往後的世界會怎樣發展。但下次要是再有同樣的契機，歷史的意義，就是讓未來的我們，可以更清楚地去思考我們將會要作出的決擇。

八九之後．新冷戰的序幕

當解放軍在天安門鎮壓學生運動，同一日，波蘭國會舉行二戰後首次國會大選，也是由這一幕，標誌了蘇聯的落幕。

在往後的兩年多，整個蘇聯分裂成兩個主要陣營。一邊是漸漸走向自由民主的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另一邊，則是希望繼續維持蘇聯的既得利益者；但當中仍然有改革派和死硬派的鬥爭。有些改革派被趕下台，但死硬派也嘗試過在 1991 年 8 月發動政變，企圖推翻溫戈爾巴喬夫。

最終，在 1991 年 12 月聖誕節後，蘇聯正式結束。取而代之是同樣以莫斯科為核心的聯邦政府。除了那些已經開始體制轉型的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其他新成立的國家，多數延續了過去蘇聯的權力結構；甚至乎連當權的那些人，還是蘇聯時代的幹部。唯一的分別，就是莫斯科對各地的影響力越來越薄弱。

所以，1992 年初鄧小平「講誰不改革誰就下台」，他的對象當然是黨內的死硬派，但這句話的時空背景是蘇聯瓦解。所以，誰不改革誰就下台，其實也是關乎整個中國共產黨本身，言下之意就是：「中國共產黨如果不想落得蘇聯那樣的下場，就只有繼續堅持發展經濟。」

在中共眼中，蘇聯敗於經濟。

事實上，蘇聯龐大的版圖內，有極豐富的天然資源，當中包括了能源和礦產。由史太林年代開始，蘇聯不計人命成本地開採天然資源，用來推進急速工業化，尤其是重工業，這也是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

與此同時，蘇聯不但對東歐以及中亞地區，推行類似的經濟改造，莫斯科也同時透過教育，不但培養技術和工程人員，也令各民族文化俄羅斯化。總而言之，蘇聯就是透過由上而下的資源分配，以控制版圖裡各地以及衛星國；而當中最重要的兩個經濟元素，第一是能源和天然資源，第二是技術。

很多人誤以為，追求經濟發展就等於資本主義，因為鄧小平也主張發展經濟，所以鄧小平也是走資本主義的路。甚至很多著名的經濟學者，也跌入了簡單的二元對立政治價值觀，以為相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共產主義。對不起，這是邏輯上的低級錯誤；再者，計劃經濟才是最強調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只不過計劃經濟信徒認為經濟發展是國家大事，不能讓人民自把自為。

在 1960、70 年代，那怕是美國的經濟學泰斗 Paul Samuelson ，也認為蘇聯最終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但自 1980 年代起，蘇聯的計劃經濟，開始浮現各種問題。相反，中共自 1978 年改革開放，後來卻被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奉為奇蹟。究竟蘇聯發生甚麼事？教科書說，計劃經濟早晚會出現這種失衡；但蘇聯已經執行計劃經濟多年，為何要到 1980 年代問題才浮現？另外，難道中共在 1980 年代就放棄了計劃經濟？

首先，在 1970 年代，蘇聯因為能源和天然資源自給自足，所以避過了一劫 。但 1980 年代之後，能源和天然資源價格急跌，歐美開發了更多新的石油供應；全球化使工業生產轉到新興市場，借廉價勞動力降低成本。如是者，歐美捱過了轉營的陣痛，進入後工業時代，高度金融化的經濟發展遠勝從前。所以，1980 年代的蘇聯不只絕對上變差了，而是明顯地比了下去。

任何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都必然面對幾問題，包括：體制臃腫、管治成本高昂等。可以有效管得到的事不多，更多事想控制但變得失控，尤其是新興的社會和經濟現象，又或者在權力核心外圍，領土的邊陲，又或者是少數民族。當這些外圍都見到坐鎮莫斯科的老大哥，原來是無牙老虎，帝國統治亦進入倒數階段。東歐和波羅的海三國，最受西方社會的影響，所以也是最早出現轉變。後來的一浪，就是南歐、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等。其實蘇聯的解瓦，是個至今仍然未完成的過程。

蘇聯是中共的惡夢，所以明白到當年發生了甚麼事，基本上可以解釋大多數中共的決定和主張。

為甚麼要搞一帶一路？為甚麼要控制中亞？除了要填補當年蘇聯留下來的真空，也要將美國的影響力趕出去，亦同時為了控制由中亞輸入礦產和能源的通道。

為甚麼中共要在經濟和科技上追上美國？也是因為不想步蘇聯的後塵。

更重要是，在中共領導人眼中，他們無論如何都不可以犯蘇聯同樣的錯誤。所以，中共對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如此著緊，絕不能夠讓這些地方變成中國的波蘭、捷克又或者波羅的海三國。彭定康在 1992 年上任後旋即提出香港的政改，對中共來講猶如一次正面挑釁。再者，如果能夠從宏觀角度，回顧在那些年發生過的事，可以斷言，中共從香港特區成立的第一日，就沒有打算讓香港有真正的雙普選。

順帶一提，為甚麼要人民幣國際化？重點是要建立一個以人民幣發債的機制；尤其是日本經濟泡沫爆破後，中國大陸政府應該很清楚，以本國貨幣發債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避免了貨幣危機。只要能夠避免貨幣危機，就可以避免出現超級通脹。加上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中共相信已經作了最壞打算，就是最差的情況，太不了就像日本那樣，靜靜地等待下次再「發圍」的機會，那怕是二十年、三十年。在漫長的衰退中，大不了是人民的意志消沈，民族主義也成為了政治上的精神科藥物。

簡單總結過去三十多年中共的政策方針，就是盡一切可能避免蘇聯化。總之，中共從來沒有打算放棄統治，亦不容許有這個可能的出現。

八九之前．三個被遺忘的中共領導人

中共的歷史和文宣，恐怕是連 George Orwell 也會覺得：「他們不會是我的忠實讀者吧。」

就以歷年的國家領導人為例，在中共的文宣和黨史當中，彷彿毛澤東死後，中共就進入了鄧小平年代。但其實曾經掌握大權的人還有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在民間，華國鋒被視為一個庸碌之輩，但別忘了他是歷史唯一集中央軍委主席、黨主席、國務院總理於一身的人，就連毛澤東也沒有那麼多權力。但權力再多，處理不了經濟問題，就無法令黨內既得利益者服氣。鄧小平的主張，贏到黨內各大山頭的支持，原因是掌握了軍權的大佬們，寧願相信鄧小平有能力將黨國拉回到正常的狀態。但話雖如此，鄧小平要完全地將華國鋒趕出政治舞台，也花了近五年時間。華國鋒在 1981 年 6 月，才被迫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以及中央軍委主席。

更值得香港人留意是，雖然麥理浩在 1979 年 3 月到北京訪問當時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但中英談判一直要到 1982 年才正式開始。一個聰明的政治人物，總會為自己留下點甚麼歷史意義。鄧小平除了代表改革開放，他的另一個歷史意義就是「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其實兩件事二之為一。 香港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密不可分的。

當然他還有第三個身份，就是他避免了中共像蘇聯那樣被瓦解。在另一邊廂，他亦因此背負了 1989 年鎮壓學生的罪名。更嚴格一點去講，中共為了捍衛自己的存在，從來都是不惜犧牲人的性命和自由，那怕是國家的精英，甚至連黨內的最高領導人，有必要時，這個黨也一樣可以犧牲，例子有胡耀邦和趙紫陽。

話說在華國鋒被迫交出權力之後，胡耀邦接替中共中央主席一職。胡耀邦也是中共歷史上最後一位主席。但中共很少提到這一點；尤其是因為 1989 年各地的民主運動，觸發點就是悼念這位中共最後的主席。

胡耀邦在 1982 年的中共十二大上，廢除主席、副主席等職位，自己出任總書記並確立集體領導制度。這個決定，一來為了是避免再出現一個像毛澤東般的人物，畢竟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當中不少都有「文革創傷後遺症」，這個做法大家都不會有異議。但更重要是，他們深知中共要延續下去，首要處理權力繼承的問題。所以，集體領導制度以外，胡耀邦亦提出了「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

但正當胡耀邦著手準備的中共十三大時， 1986 年中國大陸十七個大城市爆發「丙寅學運」。中共內部集體對胡耀邦進行人身攻擊，指控他到基層視察的次數太多，縱容全盤西化的要求，只批左不批右，鼓勵經濟過快增長等；綜合以上就是讓資產階級自由化。

我無意抬舉胡耀邦，但從歷史的角度，任何政治體制要出現轉變，往往是由制度內的權力核心開始。胡耀邦當年想推動黨內民主，專業化黨治，然後由體制內到外的出現轉變，那很可能就是近代中國改革的唯一契機。甚至應該說，是因為 1986 年的體制改革失敗，才醞釀 1989 年的民主運動。

無獨有偶，1986 年戈爾巴喬夫也在提出「政治開放」（glasnost）和「經濟改革」（peristroika）。可以說，中蘇兩國處境應該差不多，只不過一直以來，很少人會橫向地看歷史，亦因此忽略了宏觀因素的影響。

但在中共眼中，就是因為 1986 和 1989 年的強硬鐵腕政策，政權才能夠維持至今。

除了華國鋒和胡耀邦，被中共遺忘的第三個領導人，是趙紫陽。今時今日，很多人都記得趙紫陽到在天安門廣場對學生說自己來得太晚了。但到了趙紫陽站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刻，那怕是中共總書記，亦改變不了任何決定。

中共的本質就是一個連 George Orwell 也意想不到的老大哥；更諷刺是，原來老大哥卻在現實中，跟我們這麼近那麼遠。偏偏這個來自遠東的老大哥，總是給予外界一種沒有殺傷力的感覺。

鄧小平退下來之後，中共表面上經歷過兩次和平權力轉移；第一次是由江澤民交出權力予胡錦濤，第二次是胡錦濤交出權力予習近平。當然我們也知道，背後還是有暗湧和各種明爭暗鬥，這也是為何在權力交到習近平手上之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八九六四與香港

對很多香港人來講，1989 年是他們的政治啟蒙；就正如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以及 2019 年的反送中。當然，沒有必要將這三個時代的香港人，夾硬地綑綁在一起；我甚至見到，有不少本土派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與香港無關，與他們無關。

但現實當中，那怕是我們這些已經移居到英、美、澳、紐、加、歐洲、日本、東南亞的香港人，一樣避免不了被中共的影響力。在那龐大政治力場範圍內的香港，真的可以獨善其身嗎？

自從 2019 年，我們都應該明白，所謂的一國兩制，根本不是為了讓香港人安心而提出的。一國兩制，是堵防火牆，目的是為了讓中國大陸可以享受到國際金融秩序帶來的各種好處，但同時又可以避免了制度改革的需要。

中共透過香港集資，改裝造了落後的計劃經濟，中共也有資源，繼續以獨裁專制的模式經營國家。某程度上，中共就像一間不斷有子公司可以分析的大企業，不斷借香港集資。

本來的共識是：「香港可以繼續是自由的經濟城市。」 在另一邊廂，也有些香港人，尤其是那些自以為聰明絕頂的那些權貴，妄想中共因為要繼續集資，所以要與他們共治這個城市。他們以為，只要好好服務中國，就可以永遠地賺取豐厚的收入和財富，同時享受自由社會的各種好處。

但 2019 年，也就是 1989 年的三十周年，歷史告訴我們，一國兩制也好，共治也好，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中共一直都只是視香港為工具，工具一旦失去了功用，又或者甚至成為威脅，香港是個可以隨時放棄的棋子。不要忘記，反廿三條地產黨有發功，否則也不會有田北俊的倒戈。反送中，在最初時也有地產黨的影響；當時不只是大劉，其實從細節中，也可以見到親商界的建制派議員，往往「柒做認真事」、「認真做柒事」，送中條例最終才因此「壽終正寢」。

北京當然也不是「懞到上心口」。所以在反送中之後，北京通過國安法，改變特區政府，改變選舉制度，一直潛藏在香港的新香港人，忽然浮上水面。一切都在說明，北京不信任香港人，甚至視之為忠誠的廢物。今天的香港行政長官以及各權貴，已經完全被摒棄在中共權力核心範圍以外；說得更白一點，就是連「自稱奴才的資格也沒有」。另外，從今年見到官媒助長各種對香港的窮追猛打，「報仇咁仇」，可以想像往後的日子，「香港人」這三個字，將會被不斷貶抑。

很難想像，假如沒有香港，中共當年如何可單靠勞動力密集的出口工業，可以走到今天這一步。中國大陸 1980 年代，才成為世界工廠；但當時香港的角色，就是為中國找訂單，提供貿易融資。1990 年代，蘇聯結束七十年統治，中共才開始察覺到，要借助金融業的力量，急起直追。中共，其實要感謝英國留下了香港這個金融中心，彌補了它那個制度的一個重要缺口。

但如今連香港也被吞噬，中共剩下的唯一選項，似乎就只倒退更封閉的狀態。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個決定很不合理，很瘋狂，但別忘了，獨裁政權為了統治集團的利益，是不惜一切代價，因為反正大多數的代價，是由民眾去負擔。只要倒退的速度不至於令到整個社會體系崩潰，中國人就是出名能夠捱苦的。

難道回到極權和獨裁，就是中國歷史的宿命？聰明的你也應該見到以下幾個問題：（一）無論一個職位如何崇高，可以永續多少次，最大的限制還是人類生命的極限；老、病、死這幾個劫；（二）任何獨裁專制，權力轉移之時也就是最脆弱的時刻；所以可以大膽說，未來十五年至二十年，神奇國度還是有個關口。

中共避忌八九六四，不是他們面對不了過去，而是因為他們害怕未來。

紀念八九六四，不是純粹的紓發情感；為了讓未來的人，當再次面臨轉變的決擇時，有更大機會不再犯前人的錯。我們要了解歷史，要知道當年中國是如何錯過這改革的時機，這個自由的窄巷。

我知道，很多朋友對港股已經抱放棄的態度。

不過，今天想講的題目，也不只是港股，而是為何香港有錢人那麼多。正如吾友李聲揚，每次見到甚麼騙案、爆竊的新聞都忍不住要講句：「香港人真係好撚有錢。」

我知，可能有些人會覺得，以上的前設，忽略了這個城市的貧窮人口；甚至有人會感到被冒犯。但我也要提醒各位，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樣香港那樣高度「金融化」。我甚至打趣地說，在香港地，那怕是黑社會，也要識搞上市和加密貨幣。

理論上，越高度金融化的社會，越高增值，那亦是為何香港那麼富裕；雖然不是人人都從事金融財經，但金融財經帶來的價值，實在大過很多人的想像。

但以上所講的「金融化」，究竟有甚麼指標？香港的「高度金融化」，究竟有多誇張？

另外今天想講的最重要的另一個題目是：「假如中國出現當年日本式的去槓桿式衰退，對香港影響有多大？香港股市、樓市又是否一個超級泡沫？」

首先，讓我交代過去三十多年的股票大時代的一些參考及背景資料：

* 在 1989 年日本經濟泡沫高峰時，日本股市總市值約莫為當時日本 GDP 的 1.4 倍；往後的三十年再也沒有見過這個高位。

* 日本的經濟泡沫爆破後，第一階段去槓桿化的過程，由 1990 到 1992 年；日本股市總市值對 GDP 由 1.4 倍降至 0.58 倍。

* 同期香港股市總市值對 GDP 的比例，由 1.12 倍，升至 3.2 倍；新加坡股市總市值對 GDP 的比例，也由 1.17 倍升至 2.18 倍。

* 1994 年前，美國股市總市值對 GDP 的比例，在 0.51 至 0.76 倍之間。1994 年後，躍升到 0.91 到 1.41 倍。

* 2006/7 年美國股市總市值對 GDP 的比例為 1.37 倍到 1.41 倍，2008 年的低位為 0.78 倍。由 2013 到 2019 年，一直徘徊在 1.43 到 1.64 倍之間。

* 由 1990 至今英國股市總市值對 GDP 的比例，在 0.64 到 1.75 倍之間。

對於美國、英國、日本等已發展的市場，股市總市值對 GDP 的比例，大概在 0.5 到 1.7 倍之間。聽好了，在 2023 年 5 月 31 日，香港股市總市值為 32.71 萬億，也就是說，香港股市總市值是 GDP 的 11 倍。

無錯，是 11 倍。

雖然早在 1970 年代，香港已經出現過全民皆股的現象。但 1990 年代之後，才真正是真正的股票大時代。數字會說話，從以下的一張圖可以見到，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股市總市值的膨脹幅度，遠遠拋離世界各國。

以日本、美國和英國對比香港，或者是不恰當的；畢竟，香港是一個城市，日本、英國和美國是整個國家的經濟。所以，更恰當的對比，應該用香港對倫敦、紐約或東京的 GDP。

但那怕用這些城市去比，香港股市總市值佔 GDP 的比例仍然是甚高；另外一個更直接的例子，應該是新加坡。

其實在 1980 年代，新加坡和香港的股票市場佔整體 GDP 比例不會差太多。但由 1990 年代中，開始見到香港漸漸拋離新加坡。但香港股市真正急速膨脹，是在 2003 年後，尤其是 2005 年人民幣匯改之後。到 2007 年，港股總市值約為 GDP 的 12.5 倍；同年，新加坡股市總市值只是 GDP 的 2.9 倍。

究竟是香港得天獨厚？又或者，我們只是見證著一次歷時近廿年的超級周期？

港股總市值最高位，出現在 2021 年 2 月 17 日；當日收市時的港股總市值為 584907 億，是當年 GDP 的 20 倍；但若以恆生指數以計，當日的收市位是 31085 點。

究竟港股在甚麼水平才算是合理？難道用新加坡做標準嗎？我個人認為，更合理應該用大家在同期的平均值。由 2008 年至今，新加坡股市總市值對 GDP 的比例約為 2.16 倍。

至於香港，股市總市值對 GDP 的比例，則為 11.2 倍。換句話說，香港目前的股市總市值，仍然處於 2008 年至今的平均水平。

但以上這個倍數的背後，有若干假設，包括：（一）中國的經濟增長；（二）中共對資本市場的態度；以及（三）環球整體的經濟環境。

以下是我觀察到甚有可能出現的幾個趨勢：

首先，中共在未來好一段日子，明顯要擴大發債的規模。更重要就是，若然中共將大舉增加發債、稅收以及政府開支，這種國進民退的現象在經濟學裡面叫「排擠效應」（Crowding Out Effect）。甚至從香港政府的取態，也可以見到政策方向上，將會更著重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和債市。

畢竟，以人民幣計價的發債，才是所謂人民幣國際化的真正目的。

另外一個可能會發生的事，就是中國大陸經濟會進入類似日本在 1991 - 2011 的迷失廿年。雖然很難預測，如果中國大陸出現類似的迷失，維時可以多長，低谷可以有多深，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在可見將來，中國市場將極度依賴債市，就像日本在迷失廿年期間，由政府以債務一力承擔了消費、投資和借貸的需求。

結果國家負債水平大幅上升。其實，每個地方出現樓市泡沫爆破，貨幣寬鬆政策只是表面上的招式，實際上最終都會由政府債務以填補金融系統的財政黑洞；當年日本如是，2008 年後的美國亦如是。不論是甚麼國家，處理樓市泡沫爆破留下的問題，都必須要付出了龐大代價。

維持經濟增長，雖然過去是中共維持統治的其中一個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在中共眼中，只要能夠軟著陸，避免到急速的匯率貶低和通脹，那怕是迷失廿年，也不會引發對現體制的衝擊。也可以說，漫長的衰退、走向封閉和增加國債負擔，將會是中共「沒有選擇之下的選擇」，也是繼續維持政權必須要的代價。

但有理由懷疑，今時今日的中國大陸政府，沒有能力以國債撐起槓桿但又不引發其他經濟問題；例如，中國大陸至今仍然缺乏一個有效的全國稅收機制，這一點多少都會影響到債券的價格。換言之，有理由相信，假如中國像日本和美國那樣進行貨幣寬鬆和擴大政府債務，最終中共需要支付的利息支出，可能會高過美、日，亦因為這個原因，長遠推高通脹預期。

還有一點要留意是，對於香港，由股市轉到人民幣和債市，本來也不是甚麼大問題，只要是可以維持著整體的槓桿在某個水平，就可以避免因去槓桿化而引發的衰退。 自 2005 年 7 月人民幣匯改至今，人民幣兌各國貨幣匯率，升多跌少。人民幣匯率走強，普遍而言有利港元計價資產。反之，假如人民幣進入一次長期，更明顯的下降周期，結果就會像 1990 年代中日元匯率貶值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那樣。

按照目前軌跡，當中共繼續推行貨幣和信貸寬鬆政策，人民幣匯率將會偏弱；要是人民幣進一步走弱，首當其衝必然是香港。事實上，近來香港住宅市場，亦更經常見到所謂「內地客蝕讓」，但暫時仍未見到有金融體系危機。但若然中、美出現更急速的回調，結果會是怎樣就很難說。

中國經濟差，其他地方的經濟，包括美國和香港，在短中期也一定會受到波及。反之，假如美國在可見將來出現衰退，中國大陸的經濟亦必然雪上加霜。以上這兩件，也有可能同時發生。

不要忘記，按照目前美債和美元利率的趨勢分析，也有可能回到 2008 年前的常態。再加上中國大陸和香港本身結構性的因素，假如說香港股市回到一個更貼近世界平均值的水平，亦不失為過。港股自 2003 年起的資本市場急速膨脹；但假設港股總市值約為 GDP 的 7 至 9 倍之間，即是由 2003 到 2008 的移動平均區間，港股總市值應該在 21 萬億至 27 萬億港元的水平。換了用恆生指數去計算，那大概就是 13000 到 16500 的水平。香港股市在 2012 年的總市值，大概在這個水平。原來所謂的迷失十年、廿年，不只是往前看的，也同時是往後的對比。

以上的推算，可能是極度悲觀的預測。但當今中國大陸所面對的經濟困境，既是自 199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所以悲觀一點也不過份。更重要是，我希望大家有最低限度的心理準備，就是今次的挑戰，將不下於 1997 年的那一次。

最後，再補充一點，最壞的情況是，我們將從此告別那個「魚翅撈飯」的股票大時代；股票大時代將成為歷史，那美好的市，我們炒過了。當然，這只是最壞的可能；但願只是我太杞人憂天，自尋煩惱。

政治上，團結群眾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製造敵我矛盾；有敵人，就有自己人。另外我發現，共同敵人比共同利益，團結的力量大很多；我甚至很懷疑，所謂的共同利益，是否真的可以令一班人團結起來。

George Orwell 的《1984》裡，最超現實的一幕是「兩分鐘的仇恨」（Two Minutes Hate）；每次見到處出征的小粉紅，我亦想到那種膚淺但澎湃，只有情感沒有理智的仇恨。極權社會裡，總是充斥著無緣無故的恨。那些被群眾仇恨的對象，可以是階級敵人，可以是民族敵人，更可以是任何人。極權社會是先創造敵人這個角色，然後才向人扣帽子；對政權有威脅的，對政權沒有威脅的，統統都可以被扣帽子成人民公敵。

除了極權社會，就算一般的政治操作裡面，同樣有敵我矛盾。只不過，在極權社會裡，甚麼都是政治。無錯，極權的意思，就是人民每日面對的每件事，信仰、教育、娛樂甚至乎兩性、家庭等，全部都關乎權力，所有決定都是由上而下；彷彿一切人際關係都是敵我矛盾。

反之，在真正自由的社會，制度的意義就是在於建立「權力的防火牆」；一來避免權力集中，二來就是在個人和群體之間，也建立最基本的人權保障。說到這裡，我知道一定有人會問：「美國算是真正的自由社會嗎？」「利世民，你咁講會唔會太過理想主義呢？」希望大家留意，這正是藍朋友和小粉紅常中伏的偽命題；根據他們的邏輯，只要是世間沒有真正絕對完美的自由社會，仁愛公義，他們在牆內遇到各種不合理的事，忽然就變得合理。

追求理想和面對現實，不一定有矛盾。相反，正因為現實是不完美，我們才需要有理想。了解現實，不代表我們要放棄理想。將現實當作理想，那是不思進取；將理想當現實，那是不切實際。反而是神奇國民，才經常要在「將現實當作理想」和「將理想當現實」這兩個極端之間來回，疲於奔命。他們的理想，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不用再被欺負。問題是，究竟是誰在欺負中國人呢？在牆外的世界，我們明明見到，極權政府對人民的壓迫；在牆內的人，卻會說只有強大的國家才可以保護他們。因為國家要強大，所以人民就必須要有所犧牲。

在小粉紅和藍朋友的想像之中，全世界都要與中國為敵；我甚至乎覺得，他們已經變得很享受這種仇恨和被迫害的感覺。越是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人，就越想將自己的希望，寄託在強而有力的民族和國家。極權統治，除了製造敵人和仇恨，就是要令人民變得懦弱；不能相信身邊的人、猜疑成性、不會理性思考、漸漸失去對是非美醜善惡的知覺、對一切都變得麻木，最後只剩下無以名狀的恐懼和仇恨。

但其實以上所講的這種極權社會，也不易管。管治成本真正低的社會，其實像香港，最優秀的順民，善於執行，但不敢擅作主張。當然，順民也有缺點，例如當沒有上頭下指令，就很少會採取主動，更不懂得創造。因為順民個人創造力卻不高，只有在優良的系統中，才能夠發揮守成的價值。

請恕我坦白，香港本來是一個主要由順民組成的社會。香港人卑微的願望，只想安居樂業，有規矩讓他們去跟。香港人易管理，難團結，試問要管治這樣的社會，究竟有多難？甚至乎根本不用刻意去做甚麼，亦不用防範甚麼；記住了，香港本來就是積極不干預。

但不要誤會，我也不是要借順民這個講法，來貶低香港人。在太平盛世，為甚麼不做順民？廿三條和沙士之前，香港人相信，中港之間的那堵防火牆可以維持到 2047 年，所以對中國大陸沒有甚麼強烈的感覺。總之，河水不犯井水。那怕北京挑選出來的董建華，雖然是個志大才疏的二世祖，連香港話亦說得不好，但沒有人因此歧視他。當時我甚至聽過不少香港人說：「早知北京派個好似朱鎔基咁能幹嘅人做特首好過喇。」

是廿三條，令跨越政治光譜的專業界別、商界和民主派，首次站在同一陣線。沙士，是另一個令香港人團結起來的原因。但廿三條和沙士，亦只不過是裂痕的開端，中港矛盾真正表面化，應該由 2010 開始。最先是菲律賓人質事件；這宗慘案令香港人覺得，連特區政府與菲律賓政府交涉，北京都看不過眼，那麼以後誰會代表香港人？然後，就是由 2011 年到 2012 年，廣東道 D&G 事件、北區水貨客事件、雙非孕婦、搶奶粉到反國教。

只要回顧以上歷史，不難見到，香港的政治環境的變化，其實全部受神奇國度所左右；顏色革命之說，根本就是莫需有的指控。香港人的底線，從來都就是中港之間那堵防火牆；2003 又好，2019 年又好，兩次都是北京要拆除那堵防火牆。尤其是 2019 年，我很清楚記得，當時香港人普遍的直覺是：「無論是反抗抑或不反抗，都將會是最後一次機會反抗。」

在 2019 年，我才第一次聽到：「香港人，反抗！」每次向外人介紹《願榮光歸香港》，我都會說，這首歌是 2019 年香港人的 fight song 。當他們知道這首歌背後的故事，都會對香港人的創造力和執行力，嘖嘖稱奇。我甚至覺得，自己要到 2019 年才重新一次認識並且愛上這個城市。現在律政司向法庭申請禁制令，要「榮光」成為禁歌；又讓這首歌多一重意義。

政府說香港已經「由亂入治」，但行為上卻是杯弓蛇影。我要再講多一次，香港人本是順民。別忘了，之前代表香港的歌是《海闊天空》；最反叛的行為，也只不過是「寒夜裡看雪飄過」，「懷著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再老一輩的朋友，或者會選《獅子山下》；「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更加是到肉地描寫了順民的價值觀。

2019 年後，這群「容易管理，不易團結」的《獅子山下》順民，只想有朝一日《海闊天空》的「無腳雀仔」，卻變成《願榮光歸香港》為正義時代革命的同行兒女。何以令眾人亦憤恨？

最後，希望大家不要嫌我重覆，長氣。請記得，政治上常用的手段，就是製造敵我矛盾。所以我們要留心，不要讓對自由的追求，變成膚淺的仇恨，純粹的情緒發洩。魔鬼總是在我們不為意的時候，讓我們變成自己心目中最厭惡的那種人。

「要是這次不站出來，恐怕以後再也沒有這個機會。」如今看來，2019 年抗爭運動之初，香港人的集體危機意識，是如此的真實。往後的歷史也證明了，當時我們的感覺是對的，那是我們最後一次有機會站出來。

幾個月後，抗爭運動步入尾聲，大家亦都感到疲累；見到不少朋友引聖經中的這一句：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該跑的路程，我已經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已經持守了。」【提摩太後書 4:7】

有人不喜歡這說法，認為太「放負」，只會令更多人感到挫敗；亦有些朋友深信，革命一日未成功，就要繼續堅持下去。

雖然歷史沒有如果，但有時我都會想，假如在歷史的轉捩點上，有某些人做過不同的決定，結局又會否因此而改寫？假如政府在 6 月 10 日凌晨宣佈，終止審議逃犯條例，北京會否一樣推行港區國安法？在中美的矛盾持續升溫下，香港又可否像往昔那樣，繼續開放多元？

以上的推理問題，無非都是想說明一個道理：「歷史不會因為一事件而改變；讀歷史的意義在於明白一件事為甚麼發生，而不是妄想要改革它。」我亦可以大膽講，在每個重要關鍵時刻，香港人都已經做了可以做的事；1989 如是，2019 亦如是。

可能有人會問：「但既然香港人已經做了可以做的事，最終仍然落得今日的下場，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宿命？」

其實早在 1960 年代，英國作家 Richard Hughes 已經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來形容香港。甚至在二次大戰之前，大英的日不落帝國亦已經步入黃昏。所以，在英國人眼中，香港無疑是大英帝國史的最終章。

與此同時，世界亦進入了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時代。所以，與其說香港是大英帝國最後的回憶，倒不如說，香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能夠反映新國際經濟秩序的一個地方；香港甚至比美國更自由開放，而事實上，香港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急速地發展工業，並且在短短的四分一世紀，又再進入第二次轉型，由工業社會轉型成一個以金融和服務業為主的後工業社會。

我在 1990 年出來社會做事，身邊有些同事在他們年青的時候也是藍領工人，但他們可以在廿年間，轉型成文職甚至是管理層。又例如我的恩師黎智英，最初來到香港的時候，他要到工廠做學徒，但在十數年間從「廠佬」轉型成零售，再由零售轉戰傳媒，以上一切只不過是四十多年光景，也是香港人的共同經歷。

中國大陸在 1978 年後可以急速發展出口工業，很大程度是因為香港的經驗。甚至在1980、1990 年代，香港仍然為中國出口工業找買家，進行貿易融資，為國企改革引入技術和資本。當然，香港人亦在那個時候，的確賺了極可觀的財富。在那些日子，全世界都有個想法，以為只要改革開放繼續下去，中國早晚會變。

近代中國最重要的轉捩點，應該是 1986 到 1989 年的這三年。當時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計劃由內到外，由黨內民主和幹部專業化著手，進行體制的改革。結果是，胡耀邦根本沒有機會在中共十三大提出改革建議，就在 1987 年初被中共的既得利益排擠和壓迫。正是因爲中共拒絕了那次改革，最終才導致 1989 年的民主運動。事過境遷地看，1989 年中國大陸各地的民眾其實也意識到，那可能是他們爭取改變的最後一次機會。

1989 年之後，仍然有人相信中共最終會變得更開放。但 2019 年之後，我相信世界各地絕大多數人都對中共改觀，亦更明白其極權統治的本質。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會問：「那怕全世界都因為 2019 年在香港發生的事對中共改觀，但最終又是否能夠改變香港人的命運？」但我亦只可以坦白說，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國政府最多也只可以盡量吸納那些離開香港的人；除此以外，可以做的事不多。

但有很多選擇留在香港的朋友會問：「選擇留港的人究竟應該如何自處？」首先，我希望大家明白甚麼是尊重。每個人都有權為自己的未來作出決定，旁人可以給意見，但最終還是由每個人自己去做決定，這就是尊重。選擇離開的人，不是沒有代價；決定留下來的，亦同樣面對各種挑戰。所以，我希望在港和離散的香港人，沒有必要對立。在未來的日子，要是能夠繼續維繫著大家的共同身份，孕育我們的文化和語言，那就更加是難能可貴的事。

假如說 2019 年有任何正面的意義，就是這場運動真正喚醒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 2019 年之前，雖然已經有本土派的出現，但是 2019 年讓許多許多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共鳴。至少從我個人而言，不論是「獅子山下」抑或「海闊天空」，都不及「願榮光歸香港」那樣觸動到心弦；重點不只是那首歌和它的詞，而是那幾個月以來親身的經歷。我更加相信，有這種想法的我不是一個人；因為自從那年的六月起，每次在街上，我們都見到不少同路人。法庭禁制令，或許可以讓特區政府向北京有所交代，表示自己已經用盡一切方法去滅聲；但存在我們腦海中的聲音和影像，可不是那麼容易就被抹殺。

雖然一切的抗爭，彷彿徒勞無功，但我仍然是樂觀的。任何極權政府，必然會成本越來越高；香港近兩、三年的市況而告訴我們，在極權統治之下，社會和經濟的創造力，亦必然會越來越低；歷史更告訴我們，世間沒有千秋萬代的統治；而每個獨裁者的願望，其實亦只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可以維持一切不變。

換句話說，極權統治每逢出現有權力轉移的需要時，往往就是危機關鍵的時刻。當今的中共，亦不可能對十年、十五年後將會出現的權力轉移，有明確具體的安排。所以，不用一代人的時間，我們將會見到中國另一次政局上的大變；但願到時大家仍然未忘記歷史，讓我們可以重新導向香港回到原來的軌跡上。

過去香港，每年七一都有示威遊行。甚至乎，有幾年香港人七一上街，被某些人譏笑是行禮如儀，只有象徵意義，沒有實際效果。

究竟七一遊行象徵甚麼？象徵這個城市仍然有言論自由？那些年的特區政府，也會例行公事地說：「遊行和平有序；政府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自由。」如是此，大家各取所需，翌日，太陽如常升起，繼續上班、上課。

坦白講，香港這個城市，本來是很容易統治。經過英國殖民地統治百多年的馴化，香港人至少有幾個政治上的特點：一，只看結果；不介意由誰去統治這個城市，只要大家可以安居樂業。二，亦不求當家作主；大前提是統治這個城市的人，最低限度上做到公平公正。

結果，香港人被認定了是「政治冷感」。尤其是在 1997 年前後，這種政治冷感的氣氛格外明顯。那幾年香港幾家大學的學生會，甚至連「上莊」也有困難。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香港人面對的轉變，其實也很突然，尤其是社會經濟上，亞洲金融風暴和負資產帶來的打擊，是前所未見。

但在這種環境下，面對著政府的無能，無助的香港人也沒有將怨氣發洩到別人身上，也沒有在街上，只是默默地處理自己的問題。

記得有位讀者跟我講過，他在 1990 年代初賺了點錢，也買了些物業收租，本來是可以不用工作提早退休。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他不但失去了工作，租金收入也失去預算，要將大多數的物業蝕讓套現，自己也由九龍塘的豪宅，搬到九龍灣的淘大。最初，他開過一段日子的士，後來在旺角找到了一份工作，但為了省錢，每日步行個半小時去上班；他說：「當做運動囉。」

我不敢說這位讀者是否可以代表了絕大多數香港人，但他的經歷應該可以令我們對曾幾何時的香港有更深入的認識。我清楚記得，在 1997 年樓市最瘋狂的日子，有些人買了遠在天水圍的嘉湖山莊，部份買家見形勢不妙，本想「撻訂」止蝕離場，但被發展商追收差價。當時的輿論甚至會指，買家不應「輸打贏要」，要尊重合約精神。

試問這樣的城市，這樣一群順民，都不統治不了，中共究竟憑甚麼去統治十四億人？

跟其他極權主義都是一樣，中共要人民絕對的服從。人民不但不可以拒絕政權的任何要求，甚至要以最誇張的方法，表示自己服從，更加要旁人見到一清二楚，否則當權者是不會安心。

最諷刺是，當權者卻每日擺出一副君臨天下，萬民敬仰的姿態。其實他心知肚明，身邊每個人都只是在欺上瞞下。香港人也心了解到中共的本質，所以曾幾何時我們卑微的願望只是：讓香港繼續做一個山高皇帝遠的安樂窩。

所謂一國兩制，很多人以為是讓香港人和外資安心，去接受成為中共屬地的一個承諾。對不起，大家都搞錯了。從中共的角度，一國兩制這堵防火牆，真正功能是讓中共可以享受得到國際金融市場帶來的好處，但又不用面對改革的壓力。若然沒有香港為中國經濟帶來訂單和資本，八十年代打後的三十年，中共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改造那落後的經濟，甚至乎早就要像蘇聯那樣，成為歷史。

最初提出一國兩制，不是為了香港人和外資，而是為了中共自身的利益。但是當中共以為，可以不依賴外資，不用外貿也能夠自給自足，所謂一國兩制就立即變質。香港由本來的經濟改革催化劑，變成中共不同派系的資金避風港。 2012 年習近平上場後，中共除了強調國家安全，亦經常講到團結。說穿了，中共的最大隱憂是內部權力結構出現裂痕。香港安全港的角色，卻竟然成為這個時代代中共統治者消除黨內派系的絆腳石。 請記緊，中共所謂的國家安全，更正確一點應該說是中共統治的地位；習近平最擔心的，還是身邊的潛在政敵。遠在天邊的美國總統，對中國政局的影響，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本來，大多數香港人，都接受了這個城市的宿命，是由英國屬地變成中國屬地；可惜在那個時空下，大家都有個錯覺，以為中共只是要香港成為屬地，但最終會像英國那樣，積極不干預。

究竟甚麼是積極不干預？當年英國對香港的態度，首先，是香港不要成為倫敦的包袱，但也不會要求香港為英國做些甚麼；其次，亦沒有要求香港人認同英國的文化。第三，英國更沒有要香港人臣服於女王；總督雖然是從倫敦派來，但整個管治香港的機器，還是包含了本地財團、精英和社會賢達。換句話說，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香港是由倫敦和香港的精英共治；話雖如此，那時候大多數人都沒有想過要甚麼「當家作主」，每個人為自己作主就已經是難能可貴。

甚至 1980 年代的香港前途談判，香港人也沒有參與的資格。假如說香港人要憤怒，要反抗，要作對，在那時候就應該要起來爭取香港獨立。但香港人並沒有那樣做。

當時香港人真的以為，高度自治是真的；甚至乎當時港人會認為，高度自治比獨立更可取，更合乎現實，亦更合符各方利益。

所謂「高度自治」的裂痕首次曝光，出現在 2002 年中共換屆之後；那一年有幾件事香港人是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一是沙士，二是廿三條，三是經濟衰退。香港第一次大規模的七一遊行，就是在 2003 年。事過境遷，部份香港人覺醒了，變得更積極爭取雙普選；但當時香港的民主派也只是希望以選舉政治來維繫香港的特殊狀態，而不是求當家作主。

香港第二次群眾覺醒，是 2014 年的雨傘運動。當時的觸發點就是人大八三一決定；變相是向香港人宣布，雙普選是永遠都不可能發生的事。雨傘運動的結束，是因為香港人的疲倦了，見到再堅持下去也爭取不到甚麼。

2019 年的抗爭運動，觸發點是送中條例；當時香港已經「水浸眼眉」。當時我們都知道，那是香港人最後一次機會上街。

大家請不要嫌我累贅，讓我再講多一次：「香港人本來是順民。」

在中共眼中，任何人都可以是政權的敵人，任何人都會威脅到統治。其實自 1949 年，真正讓中共為所欲為的操作，背後就是令舉國上下都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只有這樣敵我分明，領導人才可以每晚安心入睡。

但只要細讀歷史就會明白，牆外世界根本沒有人有興趣去統治中國；這片土地上就只有廉價的勞動力。沒有外來的資本和知識，神奇國度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就只有不斷內捲，不可能有所作為。

自 1842 年，155 多年來，香港卻在陰差陽錯下，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本和知識。英國從來都沒有要求香港人絕對服從，更沒有要求香港的既得利益者，要時時刻刻分分秒秒公開感激女王。但我相信有不少香港人都會認同，就在那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我們和香港避過了廿世紀中國大陸的各種人禍。

無錯，香港人本來的願望，就是每日有兩餐安樂茶飯。我們不求甚麼當家作主，但願不用做違背良心的事，能夠過自己的日子。或許有人會覺得，香港人有這種順民思想就是「港豬」。但在太平盛世之下，誰會想終日都記掛甚麼國仇家恨？我甚至會認為，正因為大家都是港豬，才造就了這個城市過去的多元開放包容。

又記得，有幾年七一的遊行隊伍，甚麼政治主張都有，根本就像一個有政治主題的嘉年華會。現在這個特區政府，連七一遊行都要怕；權貴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只是說明，中共已經成功地將敵我矛盾的意識形態，灌輸到這群人的腦海中。

我也想在這一天寄語現在仍身處香港的朋友：「你們雖然表現得政治冷感，你們這樣做亦當然也是為了自保；但你們的沉默，卻同樣可以反映出這個政權的慌張和荒謬。」

香港人加油；後會有期。

不經不覺，離開香港已經三年。這趟不是我第一次離開香港，但應該是我最後一次離開這個地方。

不計外出旅行，我第一次離開香港，是在九十年代中，主權移交之前。當時我想，能夠趁年青到外面見識，應該是一生人一次的機會。所以雖然父母在很不情願，但我還是任性地要求他們供我到美國讀大學。從當時客觀現實來看，有能力離開香港的家庭，多數是相對富裕的一群，我家並沒有這個條件。

諷刺是，當年許冠傑有首叫《同舟共濟》的歌，將移民到外國的生活講到是二等公民，又要做遞菜斟茶。真的是那樣嗎？那時我對政治操作的認識不夠深，沒有想到最厲害的政治宣傳，就是在大家不在意的時候，以彷彿「人畜無害」的手法，讓群眾接受了某些想法。

1997 年夏天，大學畢業後我回到香港，雖然離開前後也只不過是幾年時間，但對這個城市已經感覺有點陌生。一來，由一個學生到踏入社會工作，難免會有點無所適從，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時正好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序幕。

往後幾年，香港由盛轉衰。其實我的處境，已經算是不錯了，一直總算有工作的機會。有段日子，我甚至跑過深圳和北京。實在不怕跟大家說，我曾經有想過到大陸發展；但最終還是在 2002 年的冬天回港。記得回港後不久，廣東傳出有怪病蔓延，當地人煲白醋殺菌，香港人還笑人家搶購白醋。殊不知原來冠狀病毒是如此驚人，更想不到十七年後捲土重來，更是令全世界生靈塗炭。

2003 年後的香港，這個城市的政治氣氛越來越濃厚。我和兩位朋友創立了一個智庫，後來因為由智庫的工作，轉了跑道到傳媒任職。那時候的香港人，仍然相信一國兩制；亦有不少人認為，只要成功爭取雙普選，香港可以「玩到」2047 年。

失落了 07/08 雙普選，香港的建制派竟然說是因為沒有通過廿三條；偏偏這種扭曲的邏輯，卻有一定市場。事過境遷，重組整個過程，不難見到其實北京從來都沒有打算讓香港有雙普選；過去沒有，未來亦不會。07/08 雙普選只是一廂情願；尤其是習近平在 2007 年從曾慶紅手上接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召集人，香港的政治環境變的更詭異。

早在 2008 年，當時仍然是中聯辦研究部部長的曹二寶便在中央黨校的刊物《求是》發表文章，說要在中央在香港要建立第二支管治梯隊。我個人觀察是在那幾年香港遍佈了許多「國產凌凌柒」；他們掛著各種似是而非的牌頭到處約食飯、收風。但坦白說，我相信與其說是來收風，倒不如說是讓某些人以為，他們的聲音可以直送中南海。

2010 年，我幸運地成功申請到綠卡。起初也有想過放棄這個機會，留在香港。想了又想，還是覺得自己的脾性更適合到美國生活。所以當曾蔭權在起錨的時候，我也起錨了；當時我還對身邊的朋友說：「幫自己爭取普選，用四、五年時間就夠；幫香港爭取普選，難好多。」

安頓家人在美國後，我又回到了香港。這是我第二次回到香港。本來，我對這個地方應該感覺更陌生才是。但現在回想起來，第二次回到香港，不但沒有陌生的感覺，反而是讓我從另一個角度，更認識香港這個城市。

由反國教到雨傘到漁蛋事件再到反送中，香港這段歷史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動盪。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再離開這個地方，但從來沒有想過具體會是怎樣發生。甚至在 2019 年，我也沒有想過會離開。真正知道「夠鐘」的一刻，是 2020 年人大通過國安法的時候。當時中共明顯要在 7 月前通過這條法律，我直覺是通過法律後，負責港澳事務的京官和特區政府的執行部門，總不能沒有表示，所以很快便應該有所行動。

所以我也在 2020 年 7 月離開香港；最初我是買了回程票。當時我的想法是，假如在短期內沒有行動，我的假設就是錯的，也可以回港了。怎料我離開幾個星期後，警方大批人馬殺上蘋果日報，我知道自己應該是最後一次離開香港了；如果沒有離開的話，也可能永遠都離開不了。

我離開了香港，才發現自己原來是如何地留戀著過去的日子。香港不是完美，我甚至覺得自己很了解香港的缺陷，但亦因為這個原因，讓我更放不低這個地方。無錯，雖然我沒有能力扭轉在這個城市發生的事，但我可以用文字和聲音，為未來的香港人留下印象。我知道那怕有朝一日我再踏足香港的時候，很多事情都改變了，但是有些重要的價值和情懷，我們是可以用自己去承載。

我離開了香港，香港卻沒有離我而去。有時我會想，假如我有朝一日再踏足香港，希望是選擇留下來。

行文之時，見到特區政府宣布懸紅通緝一眾流亡在海外的港人領袖。我認識的他們當中的幾個，也相信他們全是真心為香港而犧牲的人；他們犧牲了本來安穩的生活，離開了自己所愛的地方。這件事最不義的地方在於，明明最愛香港的人，卻被政權仇恨和迫害。

最後，僅將這篇的結語，獻給每一位曾經為香港上過街的朋友：

「離散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以及各位仍然生活在香港的朋友，假如我們可以一起承傳和發揚香港的文化和精神，有朝一日香港可以由一個平面的地理概念，演變成自由和希望的象徵。但我相信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不論在甚麼地方，都要變得更善良，更清醒理智的香港人。香港人雖然品性順良，但我們不屈不撓；我們面對現實，但有時卻會天真地相信理想。我們雖然天各一方，但心靈相通。沒有人知道香港的未來會怎樣，所以大家都應該想保守著這個城市，甚至回到過去；但我們又深知，只有現在才是掌握得到，但偏偏現在又是如此支離破碎。未來又彷彿暗淡無光，但請緊記，我們不論在甚麼處境，走到今天過一步，其實一樣是得來不易。

香港人，加油。」

「《1984》描繪極權統治下，人性的扭曲嗎？」這是大多數人對這本神作的解讀。

本來我也是這麼想。

原來早在 1945 年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兩枚核彈之後，Orwell 寫了篇「你與原子彈」（You and the Atomic Bomb），預言世界將進一個漫長，而且是「沒有和平的和平時代」（peace that is no peace）。

說到這裡，相信大家都會聯想到《1984》裡的一句說話：「戰爭就是和平」（war is peace）。

Orwell 寫《1984》，不只針對蘇聯；這本書的預言是：冷戰令世界只剩下幾個超級大國，而全世界人都活在某種扭曲人性的極權。

剛才提到「你與原子彈」這篇文當中，有個非常重要的段落，提到社會學家 James Burnham 在 1941 年發表的《管理層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當中是這樣講的：

「地球被三大帝國瓜分；每個帝國都自給自足，與相互之間隔絕。寡頭政權，透過不同的政治偽裝延續統治。三大帝國的勢力範圍劃分，將糾纏經年。三大帝國中的第三個，即主導的東亞的中國，卻有些變卦，暫時只是一個可能，未盡成為事實。」

…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is being parceled off into three great empires, each self-contained and cut off from contact with the outer world, and each ruled, under one disguise or another, by a self-elected oligarchy. The haggling as to where the frontiers are to be drawn is still going on, and will continue for some years, and the third of the three super-states — East Asia, dominated by China — is still potential rather than actual…

以上三分天下極權世界的預言，不就是《1984》的故事的藍本嗎？

但在講為甚麼會出現「三分天下」之前，應該要先講 James Burnham 的《管理革命》。

《管理革命》的預言

James Burnham 在 1941 年發表的《管理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可以說是一部承先啟後的政治學著作；Burnham 曾經是托派共產主義的信徒，後來他「皈依」了當時的社會科學，想法更接近韋伯（Max Weber）。

Burnham 認為，世界既不會出現無產階級革命，亦不會繼續是真正的資本主義，而是異變成由專家、技術官僚、行政人員等所經營的「管理型社會」。

究竟《管理革命》預言了甚麼？內容大概可以歸納成三個重點：

一，不論政治抑或市場經濟，都會被一群專家、技術官僚、行政人員所指揮。傳統資本主義，重點是私有產權。但戰後的世界，資本漸漸變成由不真正擁有資本的管理階層所支配；不論是企業管理層，抑或是計劃經濟中的技術官僚，他們的思維模式其實有很多相似之處。政治上，掌握實權的其實也是政府機器中的官僚、幹部。每個人都是機器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隨時可以被替換的一部分。

二，無處不在的管理形社會：專家的崛起帶來的「管理型社會」是全球化現象，不限於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亦不限文化背景、經濟發展水平或是意識形態。所以，戰後的世界，本質既非資本主義，亦非社會主義：這種「管理型社會」是前所未見的現象。透過權力分配資源，既非純粹的市場或經濟法則，亦不是政治上的理想主義。掌握權力的目的，是要永續管理形社會，讓專家、技術官僚、行政人員永遠地控制著政治和經濟。

三，永續的不平等：「管理型社會」不但沒有令人與人之間變得更平等。相反，掌握了知識的專家、技術官僚、行政人員，將建立一個新的社會階級結構，位於頂層的階級，也就是「老大哥」（Big Brother），既不是完全的世襲，但又不是真正的唯才是舉，而是有能力用各種方法控制和改變群眾信念的「話事人」。

這樣講，很容易令人聯想到甚麼 Deep State 和陰謀論。其實沒有那麼複雜，只是在不同的時空，一樣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只不過用的方法有所分別，但本質上不是威脅利誘，就是思想改造。

冷戰不只是兩大陣營對壘

教科書中的冷戰，往往被描述成兩陣對壘；也就是代表了社會主義的蘇聯和中國，以及代表了資本主義的美國和西歐。不知道大家在歷史教科書讀到這種講法的時候，有甚麼感覺；但是細心剖析歷史，就發現簡單的二元分立法，忽略了細節，也見不到宏觀的局勢。

今日的分享，希望借 Orwell 和 Burnham 的觀點，從 1940 年代知識份子的角度，重新了解當時的三分天下觀。其實這三大超級帝國，嚴格來就，就只有兩個半，本質上都是在建立某種信念，也就是大家經常聽到的意識形態，去永續其本身的統治結構，

Burnham 的觀點，其實也受到現實主義的影響；也就是叫大家不要只見到表面上的意識形態的分別，忽略了其實這幾個超級帝國，本質上相似之處；它們都是受環境的影響又形成；意識形態是果，不是因。

當然，三大超級帝國，因為經濟和技術水平的分別，以至表現出來的政治和社會文化也有所不同。

先說美國和歐洲。這是最先工業化然後再發展出貿易和金融業的世界；但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剛經歷了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在 FDR 的新政下，美國傳統的資本主義也出現了根本的改變。正如 Burnham 的描述那樣，踏入 1940 年代，指揮著資本和生產決定，已經不完全企業家和資本家的手上。

《1984》中的天下三分，故事所發生的地方叫 Oceania ，指的當然是歐美而不是蘇聯（Eurasia），更不是遠東（Eastasia）。美國的企業家和資本家，對比在英國和西歐的那些，相對上已經算是更自由、自主。英國和歐陸，在戰後的發展，更接近 Orwell 和 Burnham 的預言。事實上，除了 Orwell 和 Burnham ，海耶克也寫了《通往奴役之路》，警告英國和美國的民眾，不要以為戰勝了軸心國就一勞永逸，因為自由社會經過兩次大戰，也漸漸變得更似戰前的法西斯社會。

但美國和西歐，始終勝有工業革命和全球貿易帶來的經濟實力，也就是在知識和資本上有一定的優勢；雖然在戰後這些第一代的發達國家，也漸漸離棄了十九世紀的新古典自由主義，但亦未至於一面倒地變成極權。畢竟，知識才是資本，而承載知識的是人；而極權下難以累積真正人才、知識和資本。這不只是常識，也是歷史教訓。

講罷歐美，接下來的就是歐亞大陸上的蘇聯。

蘇聯前身沙俄，其實仍然是個以農業為主的經濟。蘇聯時期大規模工業化，也就是史太林主義，說穿了就是不計人命代價到荒蕪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亞開採礦材和石油，然後透過版圖的內循環重新分配，促進急速工業化。當最受惠的是東歐，因為當地人力資源水平相對較高。

曾經有段日子，很多人相信「蘇聯模式」比自由市場更優越，超英趕美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但到 1970、1980 年代就更明顯見到，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工業化，發展到一定地步就會遇到樽頸位。蘇聯雖有天然資源，但知識和資本始終與西歐美國有一段距離。由蘇聯到後來的俄羅斯，由過去到今日，真正的優勢仍然是第一產業，也就是能源和礦產等天然資源。換句話說，整個蘇聯的歷史證明了，急速工業化不代表走進資本主義，未必能夠發展出一套真正有自我更新能力的經濟生態環境。

更深入一點去了解，三種產業，即農、工、商；不應以高低貧賤劃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細膩的類比是，不同的經濟結構，像骨、肉和筋那樣，不是說有了一個就可以完全不要另一個。美歐的經濟，就是能夠做到三類產業類都同時並存；雖然比例上或許略有別，但只要維持得到關係的均衡，那就是相對穩定的狀態。

產業比例與社會文化有莫大關係。第一產業，例如農業和天然資源，所佔比例越重，就越易出現專制社會。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的過程，人和知識的價值也越來越高，當知識階層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Burnham 所講的那種「管理人員專政」也越明顯。發展中國家，軍人則相對有更大的權力。但是在已發展國家，影響力就轉移到技術官僚的手上。

但是還是回到最初所提醒大家，不要只看表面。在美國的軍人一樣是社會上的特殊階層，總統在名義上也是三軍總司令，國土安全部也是鉅細無遺地監視監聽網絡上的對話。當然，也有人認為，身為美國人始終相對自由，也只有極少數人會因為講錯說話而被監禁。憲法第一修正案捍衛的言論自由，近年雖然有所變異，但至今在美國說了不中聽的話，大不了，都只是被輿論的抨擊和排擠。

在歐美《1984》的預言雖然與我們有一段距離，但也不是真的遙不可及。

遠東的第三陣營

至於遠東那個神奇國度，天然資源不如蘇聯，人才和資本則不如歐美。但經濟學教讓我們明白到，沒有絕對優勢，還是有相對優勢。遠東的第三陣營，最大優勢就是人多；人多，即勞力多，供應多自然價錢低。換句話說，廉價勞動力就是神奇國度的最大買點。

但反過來說，這種靠販賣廉價勞動力賺取外匯的社會，當人口結構出現變化，帶來的影響亦不成比例地大。很多人只道人口高齡化的挑戰是醫療和照料，但我認為，當靠販賣廉價勞動力賺錢的社會出現人口高齡化，那才是真正的負累。

相反，在知識形社會下，高齡的人口仍然可以參與在各種經濟活動；那就是美國和中國的最大分別之一。

說遠了，假如要用最簡單的方法去解釋 1970 年代後的世界經濟，我會說是歐美的資本主義模式結合了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再加上在蘇聯和傳統產油國外，大量開發天然氣和石油。

就是這樣，冷戰的第一回合進入尾聲。

遠東的神奇國度，是最後才發展第二、第三產業。中國大陸的急速工業化，不是靠蘇維埃式的計劃經濟，而是受惠於歐美的訂單。至於第三產業，更加是在 2000 年後才起步。然而，這麼多年來，這套文化體系仍然離不開「人多好辦事」的傳統經濟價值觀念。例如，近來世界吹起人工智能熱潮，神奇國度的領導人就立刻要全民上下總動員去「彎路超車」。

殊不知，像 OpenAI 這樣顛覆力強大的企業，其實只有三百多名員工。知識形社會的真正優勢，是有個開放的環境，讓知識推陳出新；人多，不如念頭豐富。

神奇國度的制度缺陷，不只是思想上的貧乏。在另一邊廂，能源，礦產和原材料等第一產業，亦不是神奇國度的最主要出產。所以，若非有進口原材料的支援，依賴販賣廉價勞動力的經濟，增值少，亦難以持久。說穿了，神奇國度的工業，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以組裝為主，創造能力始終是相對遜色。

冷戰的第二回合

至於冷戰第二回合，由神奇國度的擴張開始。

一帶一路是甚麼？當年的主流論述說是要輸出產能，因為產能過剩。這固然是一種觀點，但從另一方面了解，中共是要將影響力擴展到中亞到中東，也就是一條能源和礦產的輸送帶。中共最擔憂是出不了海，唯有靠陸路；這也是為何過去百多年來，神奇國度的理想主義者，都很著迷於修築鐵路和國內的運輸網絡。

畢竟他們相信，大不了就回到過去那在圍牆後的自給自足狀態。還記得 Orwell 的預言嗎？

俄烏戰的結果，會否令勢力的平衡出現轉變？中俄又是否必然的盟友？中美的關係會如何發展下去？看到這裡，相信大家應該有多一個新的角度去思考這些問題，我亦留待日後再詳細分享。最後，再分享多一次過去這個系列的其他文章：

在朋友的臉書專頁，見到一張 Meme，上面的一條橫籤寫著「老千的味道」，圖中有九個小格，分別寫著：「NFT、獅子會、Crypto、早餐會、傑青、菁英會、扶輪社、商會、GEM。」本來想留個說：「別忘了甚麼仁濟、博愛、東華。」但想了又想，既然寫這個題目得罪人，倒不如認真點，徹底點地去寫篇文章吧。

首先，我知道有些人直覺地會想到：「一定是因為受神奇國度的影響！」但公道地說，老千這個行業，從來都有，亦不分國界和文化。甚至乎，我見有些朋友甚至認為，老千這個行業很難定義。究竟甚麼是老千？

有些人以為，老千就是從一開始就想「搭個棚」，「搵夠了就捲蓆走佬」的江湖術士。不，我認識過一些朋友，他們不但沒有存心要加入騙局，甚至乎覺得自己在助人自助。我覺得這種人，才是讓更多人跌入騙局的純天然老千。記得許多年前，我剛剛從美國回港，跟從前認識的朋友聯絡，才發覺他們讀大學的時候，就已經參加了傳銷。畢業之時，正好遇上了亞洲金融風暴，他們也唯有繼續做這一行。至於他們賣甚麼，我也忘記了；反正不重要。我還記得他們跟我說：「傳銷不用付鋪租，只是靠人際網絡；你讀經濟的，應該明白將租金的部分自己落袋，那是多大的利潤呀！」

「人家連鎖零售，有規模優勢，而且又多貨式選擇；你們傳銷層層抽佣，賣的產品又只有一個供應商，怎樣也不可能比傳統零售模式更有效吧？」傳銷，也就是金字塔式的網絡結構，最頂層的少數百川入海，或者真的可以賺很多，但後來加入在底層的，應該就只有進貢那些甚麼鑽石、藍寶石、紅寶石。我的朋友知我讀經濟，但忘記了我真正的興趣，是社會和歷史。

金字塔式的利益關係，其實到處都有；由一千幾百人的傳銷，到十幾億人的神奇國度，其實萬變不離其宗，都是用同樣的手法，讓少數人從大多數人身上得到好處。所以，假如這就是老千，他們的其中一個特點，那是要不斷地擴大基層人數，也解釋了為甚麼他們那麼積極去交朋友。剛才提到的 Bingo 紙上，甚麼早餐會、菁英會、各種奇奇怪怪的商會，作用就是找新血加入做底層。

順帶一提，剛才提到的菁英會，很多人都知道是一班親中共的藍朋友，但未必人人都知道，這個組織成立在 2007 年。假如有留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香港歷史就記得，2007 年之後北京後香港的方針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轉變，其中之一就是在社會中上層多了許多所謂的中間人，而這幫人又很積極地在香港建立各種奇奇怪怪的網絡；菁英會，只是其中之一。我身邊也認識一些人，有菁英會的，也有其他的這些組織，當時他們甚至有問我有沒有興趣加入，但感覺就像大學畢業後那些想招攬我加入傳銷的那些舊朋友一樣，所以我也漸漸遠離這些人。

就是這樣，我的朋友越來越少。後來，他們有些真的擠上了社會上層，甚至成為公眾人物。但另一邊廂，在那些年我也見識過有些很聰明的人，打著各種不同的政治理想，建立不同的金字塔式網絡。希望大家不要誤會，我不是說這些在組織都是從第一天就立心不良；只不過是金字塔式的結構，本來就是個普遍的自然現象。在任何複雜結構中，總有些人和事，聚集了不尋常地多的連繫；連繫越強的人，得到的利益也越多。所以，有些人一早就立志要在別人建立出來的金字塔，一圈圈的打上去。另外有些人，一早就知道在自己不適合由低做起，所以想發圍就只有建立自己的金字塔。

在人類社會，大體上就只有這兩種生存模式。當然，有些金字塔可以很高很大，亦有些小得可憐。其實，如何讓金字塔變得又大又高，是「有數得計」。當中最重要的參數，是每個人上貢的金額，收入佔支出的比例是多少。如果是一個社會，這就是稅率；如果是一個傳銷組織，那就是抽佣分成的比例。

另一個影響金字塔結構穩定的參數，就是高度與基層面積比例。理論上，越扁平的結構，收集到的利益也越多，但是要同時管理那麼多人，也有實際上的困難。所以，當網絡所覆蓋的範圍越大，金字塔也變得越來越高，所需要的階級也越多。另外一個維持結構穩定的方法，就是在每個大金字塔當中，有許多細小又有獨立運作的小金字塔，各自根據穩定結構的比例去擴張。當人數多到某個地步，就要分成小組；若干的小組，又會組合成一個聚落，甚麼分區、區域總監等。

有些龐大的金字塔，例如中共，在這種「數字化管理」還是有一套功架。

以上所講的是硬件，接下來講的是軟件。因為單靠硬件，只有組織，還是甚麼都做不出來。老千騙局也好，企業管理、國家機器，真正的靈魂是在軟件。當然，軟件也要配合硬件的，不是每一套軟件都可以在金字塔結構中運行。以下，姑且叫做金字塔結構的作業系統。

各大大小小的金字塔當中，最重要的平衡穩定和增長；兩個目標如果能夠相輔相成，這種金字塔就可以長做長有；否則，只要當任何一個範疇出現了問題，另外的一個就很容易相繼崩潰。金字塔結構作業系統的功用，亦不外乎這兩件事。

雖然當年我沒有加入任何傳銷、統戰或宗教組織，但也有近距離觀察過他們的操作，發現這些金字塔組織，都必定會花大量人力物力去建立近乎宗教信仰的狂熱。有些傳銷，賣甚麼貨物往往不是重點，招收成員才是。但我也有見識過有些傳銷公司，可以令金字塔底層的人，對產品有近乎宗教式的信仰。具體的品牌名字，就請恕我不公開講。總之，他們所用的手法，不外乎是：（一）建立一個小圈子，將人分成「自己人」和「街外人」；（二）信仰的核心是身份，所以成為自己人之後，就會有個新的身份，甚麼鑽石、藍寶石、人大、政協、區議員等，都應作如是觀；（三）有了「內外」和「上下」，最後一個觀念，就是「有朝一日你都可以像誰和誰那樣成功」。

第三點，即是如何令有些信徒變成機會主義者，又或者令機會主義者，變成信徒。

任何組織在建立的過程中，在底層新加入的人，有些一開始就是忠實信徒，有些只是機會主義者。能夠一步步爬上去的，未必個個都是最忠心的信徒，所以組織到了一定的規模，很容易出現增長樽頸位；金字塔組織的宣傳，亦要變本加厲，不但是對外，更重要是對內。思想工作的意義，是要令人繼續相信塔頂。正如一開始所講，信徒才是最有影響力的傳教者；金字塔的增長，也是靠信徒多於靠教主。當信徒全部都變成了機會主義者，信仰開始崩潰，金字塔就開始停止增長。金字塔停止增長，中間和上層的收入亦漸漸萎縮；金字塔的效率越來越低，一旦開支大過增長，超越了臨界點，結構亦很快崩潰。

或者有人會說，雖然同樣是金字塔結構，但傳銷和政治，應該有點分別，不可以相提並論吧？但我可以大膽講，兩者的分別其實比想像中的小。

當傳銷局入不敷支的時候，頂層的一干人等會捲蓆收割。靜待三、五、七年後又重出江湖，同一套手法不斷輪迴。其實香港的老千局，金字塔，來來去去都是那群「搭棚師傅」。這幫人懂得在不同的時代，用當時很多人講，但大多數人都不熟悉的題目去做招牌。2021 年是 NFT 和 Crypto；但必須要補充，有老千借這些題材搵食，但不代表所有講 NFT 和 Crypto 的都是老千。可惜是，有時候誰是老千，誰不是，往往只有事後才知道；有時連當事人自己也不知道中了計，又或者不自覺地「搭了一個棚」。

有很多金字塔，在開始的時候都有單純的良好意願，但很快就異變成一個局，最佳的例子就是政治。政治結構，生命力就更加是比大眾想像的要更強。很多人以為，當政權崩潰後，會換了另一群人去統治，甚至會變成另一個結構。但有研究發現，歷史上幾次主要的大革命之後，社會權力結構上層的人物，最多亦只是清洗了的約四成，餘下的六成人，還是在權力結構裡。換句話說，他們只不過是換個身份繼續執政，如果沒有革命的話，權力和利益結構可以更加穩定。遠的不說，當年蘇聯崩潰之後，繼續執政的還是同一群人。

不論是傳銷抑或政治，雖然不是所有騙局都是金字塔式的，又或者金字塔式的都一定是騙局，但影響到最多人的，一定是金字塔式的老千局。

大多數人心甘情願地加入金字塔傳銷局，原因不外乎兩個：一，貪心，二，恐懼。貪心甚麼？各種的福利和好處，醫療、教育、房屋等；誰不想不勞而獲？問題是這些資源從何而來？向有錢人開刀？有錢人才是大家的上線呢？至於恐懼，就更不用多講；那就是 FOMO，fear of missing out 。當然，也可以說，這種怕「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的心態，也是一種貪念。所以，不論是傳銷，抑或是 NFT、Crypto、甚至甚麼十四五經濟規劃，都應作如是觀。

最後，說到這裡，我想借幾句名人的說話作為今日的結語：

第一句，是好像馬克吐溫和凱恩斯都曾經講類似的話：「要令人中計容易，要令中計的人清醒卻很難。」

第二句，是 Frederick Bastiat 講的：「國家是一個大家都以為在佔別人便宜的幻想（The state is the great fictitious entity by which everyone seeks to live at the expense of everyone else）」

第三句，據說出自《孔子家語》：「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社會的常態，老千的味道，早就充斥著我們的週圍。

日前討論到芯片的市場現象，有讀者提問：「為何台積電無法賺更多錢？」

首先，有個因果關係我們必須搞清楚：世界上只有少數生產芯片的工廠，例如台積電，究竟是因為這個行業難度很高？還是因為成本高但又不是特別賺錢，所以不是很多人願意投資，結果令到工廠的數目不多？

其實前日的文章，主要就是想讓大家重新了解，像半導體行業，雖然某些時候可以賺取豐富收益，然而大多數時候，賺錢能力一般；而當中提到可以賺取豐富收益的「特殊環境」，例如是微型電腦興起的 1980 、 1990 年代，Wintel 組合，是某程度上是歷史的偶然。

我也明白朋友為何對「台積電股價不及 NVIDIA 」的現象大惑不解。因為在我們深層的思維當中，認定了「困難的事情必然是賺錢的」。同樣道理，難入的大學課程，也一定是最賺錢的神科；這無疑是十分常見的思維方式，但絕對不是合符邏輯的思維。

如果極端地打個比喻：我不知有幾多人能做「手倒立跑馬拉松」，難度足夠高吧？那麼「手倒立跑馬拉松」能否賺大錢呢？賺錢與否，與困難度的因果關係又是什麼？我不是說沒有關係，但究竟甚麼是因，甚麼是果呢？

趁 DSE 放榜，不如今天打算以選擇科目進入大學為例嘗試解釋，為何狀元學生都選讀醫。選科，其實也是個投資的決定。讀醫又是否真的最賺錢？是因為醫科難入才最賺錢？還是因為做醫生最賺錢，所以最「叻」的學生才去讀醫？

醫科 vs 工程

每年中學文憑考試（DSE）放榜，傳媒都會例行公事地訪問「狀元」，而「狀元」也會例牌地說讀醫是為了服務人群、救人於危難。坊間也自然有些 Cynical 的人會說，讀醫賺錢多，然後便沒有然後。

但我想補充一點，即便你認為讀醫是最賺錢的，但根據我粗略蒐集得來的數據，各行各業賺錢最多的，並非醫生。我們應當分清「賺得最多」和「普遍來說賺得最多」這兩個概念。甚麼行業最賺錢？比如說演藝行業、體育明星，當中有人窮奢極侈，但也有人就只是窮，收入兩極化的情況，可能比社會平均更嚴重。

所謂狀元，其實都是保守和避免風險的人。他們選擇讀醫科，說穿了就是：「即使是這個行業中，你的表現只是一般，收入也會普遍地高於社會上的其他行業。」其實入醫科不用明明科科都拿 5**，偏偏這些就是乖學生，所以寧願做多一點，也不願意冒險。

我認為這樣的性格，確實適合成為醫生。有些專業就是需要這種思想謹慎，「唔怕一萬最怕萬一」的人；他們雖然很少會做出創新的事，但也不會犯大錯；可以說，他們選了醫科，醫科也選了他們。

順帶一提，若以平均收入計，現今美國最賺錢的學科是工程。道聽途說，許多醫科生花在學校讀書，以及在培訓、實習的時間，遠超於其他專業，很多人甚至要到50歲左右，才還清學債。所以，雖然有很多優秀的中學生，在讀本科的時候會仍然說他們會讀準醫科（Pre-med），但最終入醫學院的人其實並不多。

另外，工程和醫學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只要你努力，那怕不是很有創意的人，一樣可以有不錯的事業；但正如以上所講，我們的社會確實需要大量謹慎勤奮的人。

但同時社會也要有創新的一面，要有人願意冒險，肯去嘗試用不同方法解決問題，而工程的特點正在於，假如你是個喜歡創新且善於解決問題的人，工程可以給你提供實現理想的機會，相反如果你是喜歡守規矩的人，工程亦一樣有空間讓你發揮。

所以，從學生選擇讀甚麼，也可以反映出美國和香港社會文化差異；見到有朋友感嘆香港的教育制度不能培養出具有創新和冒險精神的人，這一點我是十分認同的。

投資者 vs 投機者

回到今天的主題，假如今天可以讓大家釐清一個概念，那就是困難的事和是否能賺錢，可以是完全沒有關係，應該分開看待。

有很多人想當然地覺得，台積電是因為門檻高，所以應該很賺錢，但這其實是個典型的思考陷阱。就正如大家直覺認為，入醫科很難，所以醫生一定賺很多錢。

我甚至乎可以大膽講，台積電也好，NVIDIA 也好，當然想讓外界覺得，他們是獨一無二，別人莫講是模仿，那怕是要有基本條件去跟他們競爭也不容易。但試問那一間公司會讓人覺得自己是很易模仿，任何人都做得到？

但自從美國 2022 件推出所謂的晶片法案之後，明顯見到台積電的股價對比 NVIDIA ，表現明顯落後了很多。簡單講，未來幾年，美國將會有資金投入製造芯片的工廠；雖說目前芯片供應不足，可能會維持一段日子，但這是只周期性的現象，而不是結構現象。當工廠多了，競爭大了，對台積電不會是好事。然而對 NVIDIA 那卻可能是好事，畢竟選擇多了，成本也應該更低。請記住，股價反映未來；不用等到廠房投產，從股價走勢的分歧，就已經可以預見到未來的市場環境。

假如勉強地用「醫生 vs 工程師」作比喻，我會說台積電這種公司，就像DSE 狀元醫生，而 NVIDIA 更像那些有創意的工程師；前者只是希望穩陣地賺取比別人更多的錢，後者則像過山車那樣，更多跌宕起伏。

有人可能會先入為主地想：「賺錢嘅嘢，就梗係悶聲發大財喇！」但不要忘記，在另一邊廂亦有人會相信，一生人可以賺大錢的機會不多，可能就只有幾次時機，錯失了一次，可能要等十年、廿年，所以他們只要一見到機會，就狠狠下注，而且是一注獨贏，義無反顧。

以上兩種觀點，也是投資和投機的分別。投資計算成本、收入和回報率，是「收租佬」的心態。投機者經常不計成本，不理會目前，心目中只見到最終的理想。投資者是很現實的，投機者卻要有點天真；兩種人幾乎可以說是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投資者和投機者，甚至是對立的；當投機者見到投資者坐享其成，就會想如何在這一池死水，興風作浪。

社會，不可能全是投資者，也不可以全是投機者。假如人人都是投機者，個個到一心去做拓荒，最終恐怕連社會最基本需要都沒有人打理。但假如全部人都走去做收租佬，社會亦不會進步；即是，假如所有的人都選擇「穩陣地賺取比別人更多的錢」，社會漸漸會出現一種保守的「尋租文化」。

尋租文化又是甚麼呢？現今社會表面上看不起尋租者，很多人在心底裡，卻偏偏想成為當中的一份子。社會對尋租者，最主要指控有三個：一，壓縮成本；二， 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三，賺到盡。但有一點必須搞釐清，壟斷市場也不一定等於有能力去做以上所講的三件事；兩者是有分別的。我甚至乎會覺得，連自己也有點濫用「尋租」這個詞。以上這些問題，來日再談。

話說回來，那怕是最簡單的收租，也不等於沒有完全風險。假如你用 4% 借錢來買一個有 4.5% 回報的收租物業，你一樣面對風險，例如物業租不出去，又或者租客不交租等。換個角度看，任何社會都無法完全消除所有的風險；所以每個社會都需要有人願意冒險，資本主義的真正意義在於：「有些人願意犧牲目前的享受，換取未來更大的收入。」

未來，是充滿未知的，所以資本主義一定有人會輸錢。記得在 2008 年金融危機，我聽過一句話：「不會輸錢的資本主義，就像沒有原罪的基督教一樣，都是假的。」

資本主義的不確定性；有人視為缺點，但正面看其實也可以是優點。如半導體行業周期現象，由市場環境轉變開始，最先是有一、兩家企業願意放手一搏，又或者剛好「食正條水」，在開始的一段時間，這些先行者賺取到不尋常地多的利潤，他們會吸引更多資金，讓產能擴張。但是當每家企業都投入資本，結果整個行業就出現產能過剩；然後就是價格競爭，利潤消散，有些企業甚至因此而倒閉，有些人會失業，有些投資血本無歸，有些借貸變成壞帳，有些銀行或會出現危機。但不少消費者卻可以用更低的代價，享受到從前只有少數人才負擔得起的產品和服務。自從資訊科技革命，很多消費者享用到的服務幾乎是免費的，假如馬克斯時光旅行到今日的美國，他會肯定地說，資訊科技革命，就是在實現共產主義理想。

理性思維與慣性思維

由於資本主義的不確定性，所以社會裡，必然有投機者。投機者，有人覺得他們只是憑運氣，但他們總是覺得自己有先見之明。投機者不可能等到收集所有資訊之後才作出決定，因為到所有事情都一清二楚，時機已失。投機者必須在限的資訊條件下作決定；而在旁人眼中，這些決定往往是不可理喻。

講到這裡，其實已經進入哲學範疇。究竟甚麼是理性？是否經過深思熟慮才算理性？有些人的確是這樣去理解。這也是為何有很多人認為，經濟學是空中樓閣，就是因為他們認為經濟學假設了人是理性的，而人卻不是理性的。

對不起，理性不一定等於深思熟慮，更加不等於是完全合符邏輯。理性的假設只不過是：「每個人會視乎自己想達到的目標去作出選擇。」

理性，也不代表了解一切而掌握所有資訊。相反，學會如何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做出決定，這也是一種理性。

究竟理性的人會選擇追求穩定，還是追求理想？還是兩者根本沒有必然的矛盾？有人相信悶聲發大財，他們覺得那些想冒險改變世界的人，是不切實際，是「非理性」的。另一邊廂，有些人見到機會，他們也會覺得不願意冒險的人，是「非理性」的。

以上的兩個例子，都是誤解了理性。事實上，不論是投資者抑或投機者，大多數都只是憑直覺，他們往往都是先有了決定，事後才穿鑿附會，找個理由解釋自己的行為。正如那些選擇讀醫科的 DSE 狀元，你問他們為甚麼讀醫，他們的解釋卻又是千遍一律的「行貨」。

說穿了，我們大多數時候都是依賴慣性思維，但這仍然不代表人是非理性。

人，總不可能將每件事都拆解到最基本，然後逐步推理，甚至乎推理的過程，亦其實有很多既定的方法，這些一切都是某程度的慣性思維。現代社會透過教育去灌輸這些慣性思維，節省了很多腦袋的運算能力，所謂社會精英理論上就是純熟地掌握了這些慣性思維的好學生。社會也將他們放置在機器中，擔當比其他人更重要的角色；而這種精英的慣性思維方式，反而普遍地被定義為理性。

順帶一提，我有不少朋友眼中的理性，就是做專業人士，每個月不論公司賺蝕，薪水袋袋平安，累積投機的本錢；當每個月都有穩定收入，他們才有條件去買樓、買股票以小博大。

反過來說，也有人認為，雖然資本家每個月出糧給你，承擔風險，但他們往往才是真正賺大錢的人；有趣是，而這些資本家在投資過程，往往著眼於資金成本和現金流，他們很少會想一注獨贏十倍八倍。

以上專業人士和資本家的觀點，彷彿完全對立，但其實一樣理性。兩種人、兩種心態，其實總是在某種均衡的狀態中。我甚至認為根本不應該如此簡單地二元對立去想問題；人絕對可以追求穩定的投資回報，亦同時是理想主義投機者。事實上，經濟學教曉我們，分散資產是平衡回報和風險，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所以，各位同學，要是你不是甚麼狀元，不是讀醫科的材料，不打緊；要記得是路有很多條，你也不會亦不應只行一條路。事實上，我認識的醫生，很多都會買股票買樓，賣股票賣樓給他們，一樣很賺錢的。

最後，有興趣重溫昨天分享的朋友，以下是文章和 Podcast 的連結：

我偶爾會寫筆記；目的不是為了記錄甚麼，而是在寫的過程中，讓我思考問題；我也很享受文字的美。所以，我不會經常翻閱過去的筆記；但有時也會去回顧過去自己寫過些甚麼，然而也不是為了回憶，而是為了尋找靈感去思考的新問題。

幾星期前，我忽然有個想法：「是否要找個方法，記低重要決定，並解釋我為何做出這決定？」這樣做的目的，為了提醒自己，做每件事背後的初衷，免得後來偏離正軌。

另外，我也反省在自己的人生中，究竟有沒有一些重要而基本的信念；將這些想法寫出來，最主要還是為了理順思緒，讓我更了解自己。

結果，我歸納了三個自己的信念：be real, be open, be kind。但單單這樣講，可能有點口號化，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用一點時間去解釋背後的想法。

Be Real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be real。然而在中文語境，應該怎樣翻譯呢？我想最貼切的講法應該是：「面對現實」；但何謂「面對現實」？

許多人糟蹋了人生，就是因為他們無法實事求是，無法面對現實。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幻想；尤其是在成長過程中，每個人都是充滿幻想的。人如果沒有幻想，基本上無法學習，沒有關聯思想，也無法進步。當我們看到某些事物，或聽到某些聲音時，腦海裡自然會產生聯想。我也很欣賞有豐富抽象思維的人，尤其是數學家和藝術家。

但是當想像力完全脫離現實，那就是不切實際。假如只是一個人生活在孤島上，脫離現實的結果，就是很快活生生地餓死。但假如在現代社會當中，脫離現實的人往往是不負責任的人。

英文裡，「負責任」就是 Responsible。我曾聽過一個講法：Responsible 這個字，由 Response 和 Able 組成，加起來，意思就是「能夠對現實作出反應」。我認為這個定義很好；當一個人無法對現實做出反應，他就是不負責任，是別人的負累。

我不是說每個人，每件事，都必須完全由始至終都自己一手包辦；這也是不切實際的。人有互相依賴的時候，但只有明白到自己的責任是甚麼，人與人之間界線劃在那裡，我們才會發自內心地，對別人提供的一切感恩。

我認為人必須要面對現實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為我很不喜歡那些虛偽的人。虛偽的人，首先是逃避自我。逃避自我的人，也無法接受別人。虛偽，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保護機能。

希望大家不要以為，我這樣講是在批評別人。其實我也撫心自問，自己在別人眼中，是不是一個虛偽的人？有沒有不真實，不坦白的一面？

當一個人能夠面對現實，才會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足，有些甚麼可以進步的地方。無法面對現實的人，不但是別人的負擔，也無法真誠地與別人，甚至與自己的內心世界接觸。實際上，虛偽的人生，對任何人來說都已經是最大的懲罰。有些人，一輩子就是活在自編自導自演的故事裡；而且這些故事通常都是悲劇。

Be Open

有人將自己的理想當作現實，就是剛才所講的不切實際、幼稚的表現。但在另一個極端，有些人將現實當作是一切。這種人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是：「現實就是這樣；我又可以怎樣？」

換句話說，一個人如果只有理想，沒有現實，他甚麼都做不出來。相反，如果只有現實，而無理想，他甚麼都不會做。當一個人說：「又可以怎樣？」其實他在暗示，世界早已如此，將來亦將不會改變；他們相信，未來會發生的事，早有定案。

但現實告訴我們，世界一直變化，而且似乎是在進步中；雖然過程有點複雜、迂迴，但至少讓我知道，世界不是一成不變，亦因此永遠都有未知的事，讓我們去探索。甚至是大自然，也不是很多人想像中那樣永恆地一成不變。以物種進化為例，我們想不到有甚麼理由去相信，物種演進到了人類就永遠地終結、停止，讓人類永遠在金字塔頂。

我很怕那些自以為掌握了真理的人；他們的世界是封閉的。那些相信未來早有定案的人，表面雖然好像很消極，但其實他們的傲慢，來自於他們對自己想像中的未來是如此深信不疑。另外還有一種更矛盾，更極端的想法，就是相信過去的世界是最好、最完美的；他們相信現在是墜落，除非回到過去的世界，否則未來也是墜落的。

只有接受社會、世界、甚至宇宙是「開放」的，才會相信主觀意願或許真的有可能改變未來。當然，想改變世界，也必須建立在已經確定的事實之上。已經發生，已經存在的事，是過去；過去是不能改變的，但未來卻仍然有無數可能。

Be Kind

最後，我的第三個信念，就是做人要有仁慈心，be kind。

「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我不知道別人是怎樣理解這句話，但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首先，從字面解釋，意思就是那些活得很苦的人，是自取其禍，或許有人會覺得這種想法是很殘酷的，是向弱者抽刀。

但我也發現，有些表面上兇神惡煞的人，其實很多在過去曾經被欺凌；在他們的世界，不想被欺凌，就唯有做惡霸。總之，這種很怨毒，很 toxic 的關係，不斷地循環；借佛家的講法，就是孽報。

如何了斷這種怨毒的循環？我相信答案是：仁慈。

但甚麼是仁慈？

最簡單應該是從對自己仁慈開始。可能有些人聽到這句話，會誤解以為「對自己仁慈」就是放縱，但仁慈與放縱是兩回事。對自己仁慈的意思，其實就是知道自己並非完美，接受現在的自己不完美，但不代表自己永遠都一成不變，仍然會希望自己能夠成為更好的人。我認為這才是仁慈的定義。完全放縱或者完全不做任何事，那才是對自己殘酷，也就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的緣起。

當一個人對自己仁慈，他才會對包容和接納別人；明白自己並非完美，所以看到身邊的人能做到自己無法做到的事情，就會欣賞，會想從別人身上學習；而當見到別人犯錯，也會更容易原諒寬恕別人。心地好的人，都是有自信的人；反而是自卑的人，才會借貶低別人來抬舉自己。

仁慈，其實也是同理心，empathy 。有人說同理心是一種修為；有經歷的人，當見到別人受苦，也自然會感受別人的傷痛。但我覺得同理心應該是 360 度全方位的；換句話說，不但能設身處地去感受別人的苦，也能夠真誠地感受別人成功的喜悅，沒有半點妒忌心，那才是真正的修為。

後記

我將以上三個信念記低，正因為覺得這些都是自己的缺點，希望可以進步。雖然我沒有宗教信仰，但有些觀念，還是從不同的宗教觀點中借來。這篇分享，多少也是受到 Jordan Peterson 的書所影響；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歡 Jordan Peterson ，覺得他很右。但他寫的兩本暢銷書，12 Rules for Life 以及 12 More Rules for Life ，我認為還是有點參考價值；但 24 條人生法則，也未免太多了。

我不敢說自己嘗試將廿四味歸納到三個重點，但當中有不少地方應該是互相呼應的，所以，我只記下三個信念；反正太多也記不了，亦做不到。這三個信念是：一，面對現實；二，相信未來是開放的；三，對自己仁慈，也對別人仁慈。

雖然說「香港人沒有分裂的本錢」，但如果要一群人無論何時都堅持一致行動，硬生生放棄自己的觀念，那樣的團結，亦未必是好事，更不可能持久。有些人是選擇離開香港，有些人是無奈地離開香港。有些人是在無奈中留下，有些人是選擇留下。以上這四類香港人，價值觀或多或少都有所不同。但只要我們相信，香港是世界的香港，即使價值觀有所不同，身處的地方也不同，我們仍然可以選擇做一個香港人。

一早醒來，見到好多個群組都說，馮睎乾的十三維度 Facebook Page 被消失了；但再過了一陣子，又聽聞回復了正常。馮睎乾的文章，很多我都會用心由頭到尾讀完，而且是讀完之後會覺得有所得著的。作為一個忠實讀者，假如他的 Page 的消失，當然會感到可惜，但不會很意外。畢竟，網軍「一人一投訴」的飽和式攻擊很可怕，更可怕是「一人一投訴」根本不用很多人。

Facebook 本身也是神經兮兮，經常出現難以解釋的故障，所以應該見怪不怪。

有些經營 Facebook Page 的朋友為了保險，會開幾個後備的；但後備的 Page 容易造成訊息混亂，讓假冒的 Page 有機可乘。另外，有些朋友被 Facebook 禁言的時候，就索性當悠長假期，乾等七天，三十天。但解禁後往往又再被禁，派送率也被壓抑。幸好，我未有那種影響力的級數，所以未被惹來禁言之禍。

但又有誰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最終還是輪到自己被禁言？

早兩年其實我已經在想，究竟應該怎樣去避免被滅聲？應該建立自己的網站嗎？Patreon？Substack？YouTube？有一段時間我的想法是：盡量試多點不同的平台，每個讀者、觀眾，都可以有不只一個方法找到我寫的文章、Podcast 錄音和影片。

去中心化與網絡效應

過去兩年，越來越多人在講去中心化 。之前在 YouTube Live，不論我講甚麼題目，總有個觀眾不斷地留同一句說話說：「去中心化是唯一出路。」

去中心化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很多人只是人云亦云趁熱鬧，甚麼區塊鏈加密貨幣 NFT 的，統統都當作救世黑科技。其實互聯網最元祖的設計，就是沒有 kill switch ，本身就是去中心化 【1】。當互聯網上失去了一些連接點，網絡餘下的其他部分，理論上仍然可以繼續運作。

沒有人可以關掉整個互聯網，想控制的話，亦不容易；儘其量亦只可以是像某神奇國度那樣，將自己的一部份圍封起來，然後對外循環就不斷製造混亂。

但是亦可能有人會話：「雖然國家控制不了互聯網，但 Google、Facebook 等不就是操控了資訊流動？」我們將自己可以見到、聽到甚麼的決定，交予 Google 和 Facebook ，背後是有原因的。不單是因為我們懶，更重要的問題，這些資訊大台比我們自己更清楚，想要的資訊是甚麼。

為甚麼這些資訊大台如此厲害？為甚麼會有資訊大台的出現？網絡效應又是甚麼一回事？

首先，請容許我用少少時間，解釋網絡是甚麼。在一個網絡裡面，有點，以及點與點之間的連線。最基本的網絡，有三個點；但三個點的網絡，基本上只有一種模式，就是一個三角形。

當多過三個點以上，網絡的模式才開始出現變化。

數學上，一個極端的模式，就是「定於一尊式」的中心化。在一個有 n 個點的網絡，完全中心化之下，連繫的數目是 (n-1) 。四個點的網絡，就是一個中心，三個終端，三條連線。

但假如是「去中心化」的形態，四個點，四個角，一共有六條連線。在一個有 n 個點的網絡，而每個點與點之間都有獨立的單線連繫，總共要有 n*(n-1)/2 條連線。

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網友連線的數目比例最大是 n/2 倍；點的數目越多，乘數效應也越大。

用互聯網為例，現時估計全球有 50 億網民，完全絕對地去中心化，每個網民之間就約1.25*10^19 有那麼多條連線。

完全地去中心化，從成本效益的角度考慮，是不切實際的；而一定程度上的中心化，優點是效率。現實當中，極少有完全的中心化的網絡，因為對中心的負荷太大，處理不了那麼多的關係。亦很少有完全的去中心化的網絡，因為效率實在太低。

絕大多數的網絡，包括互聯網、交通運輸網絡、甚至經濟上的供應鏈、自然界的食物鏈以至動植物體內的輸送系統、都是一層又一層的樹狀的網絡所組成；不同的層次會出現一些樞紐，然後這些樞紐又有自己的網絡，最終匯流到主幹。

每個網絡中，都有些點的連結數目多，亦有些點的位置更接近核心，這些都是網絡上相對更重要的位置 。像 Facebook 、Google 等資訊網絡大台，就是資訊網絡的樞紐。它們透過聚集人際網絡具影響力的關鍵人物，來建立出一個更龐大的脈絡。Facebook 、Google 等的經濟價值，來自於集散資訊的能力。

再重複一次，我們願意將看到甚麼，聽到甚麼的決定交予 Google 和 Facebook ，不只是因為我們懶，而是因為它們在大多數時候，它們掌握的資訊，讓它們比我們自己，更了解真正想要的資訊是甚麼。

另一邊廂，網絡大台不但將聲音放大，也將人與人之間的連繫簡化，甚至令我們產生錯覺，以為自己跟很多很多人連繫起來，有很多朋友。

但是我們每個人真正能夠有的朋友數目，並不會因為互聯網又或者任何科技有所增加。1990 年代中，社會學家 Robin Dunbar 提出，由於人的腦袋處理能力有限，我們每個人可以維繫的社交關係，最多也就是 150 人左右，這也是所謂的 Dunbar’s number。

換句話說，網上就算有成千上萬的朋友，但真正跟我們生命有直接關係的人，其實不多。

所以，與其去討論去大台，去中心化甚麼的，我們是否應首先想想自己能夠維持的那 150 位親人朋友同事的關係？然後，最多就是想這 150 人可以接觸到的「一度分隔」（one-degree of separation）有些甚麼人？再者，雖然每個人理論上最多能夠維繫的社交關係最多是 150 人，但人與人之連繫有不少是的重複；換句話說，假如生活在最緊密的社群當中， 「一度分隔」的人數，亦可能只有幾百人【2】。而在「一度分隔」以外，已經是太遙遠的距離，是陌生人了。

再想深一層，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對我們來講其實都是陌生人，只不過是語言、文化、法律、市場、網絡等各種現象，將眾生連結成一個社會。過去幾年，香港人又何嘗不是失去了蘋果、立場和眾新聞？蘋果算是大台吧，對嗎？但是我們這些專欄作家，不是繼續在發表？我們的讀者和觀眾甚至乎比過去更多。

說到底，人與人的關係，根本不是在網上，而是在我們每個人的認知和記憶當中。

【1】在工程設計中，kill switch 是安全功能，在緊急情況下迅速停止或斷開某個系統或應用程序的運行。但應用在社會和公共政策中，kill switch 往往是被濫用的。

【2】假如是金字塔式般的層級型人際關係網，「一度分隔」的人數最多也只不過兩萬多；但這種金字塔式的關係，除了是老千的層壓式銷售，就很少見到。

假如大家想知道簡單的答案，我可以直接地說：「價錢沒有合理不合理，只有是否賣得出去。」

但是如果大家想知如何賣得更高價錢，以下內容涉及教科書沒有教的經濟學演繹方式，歡迎陪同家人一起收聽，閱讀。

更重要是，如何賺到盡，而仍然讓客戶覺得物有所值。

今天，我想談論的不僅是秀茂坪慘案本身，而是更廣泛地探討香港的社會安全網，以及「社會安全網」這一概念到底意味著甚麼。

在網上看到有關香港勞福局局長孫玉菡的一些評論。他表示，由於兩名死者沒有向政府尋求幫助，因此政府無法介入。這一言論引發了大量批評，人們認為他冷血和官僚。

然而，在這個訊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應更加謹慎地對待任何在網絡上看到的訊息。我進一步查找其他報道和資料；孫玉菡確實表示死者沒有尋求政府幫助，但他也有強調政府對此事高度關注和痛心。只可以說，他始終是官僚心態；即對他們來說，是否應對這一事件負責，比事件本身更為重要。

但我覺得有必要提醒大家，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往往會感到悲傷或憤怒，並尋找一個目標來指責，而且通常是政府。不過，對於官僚而言，事件過後太陽如常升起；對他們來講，最終反而可以乘機爭取更多資源，但做出來的事，卻未必可以惠及民眾。

政府在慘案後幾日，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廿四小時熱線和一站式照顧者網站等；但我對政府是否能有效提供這些服務持懷疑態度。坦白說，這種條件反射式的回應，結果往往是「做咗當得咗」。

傳媒對這宗慘案的報道，不少都加上「懷疑因為兩個死者不能照顧自己而餓死」這樣的講法？但究竟這是記者的猜測？還是基於證據？一位 YouTube 觀眾也留言表示很難想像香港會有人因為飢餓而死。

上星期有些朋友在 Facebook 上討論創業板指數跌破歷史低位，令我想到創業板其實見證香港這個城市的本質。

2022 年的施政報告中，李家超已經提到要「活化創業板」；這實際上揭示了兩個問題，一是創業板的表現的確不佳，二是政府並非對創業板存在問題一無所知。

轉眼間一年時間又過去了，新的施政報告也已經出爐。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發布之前，政府成立了一個由財政司陳茂波領導的小組，研究如何增加香港整體股市的流通量。換句話說，不僅創業板存在問題，整個香港股市也有待改進。

同時，恆隆陳啟宗表示，香港現在正在進行系統性的轉型，並警告香港人如果沒有覺悟，很可能會處於不利的位置；雖然他說為香港的經濟不會完全崩潰，但地產市場已經沒有賺錢的機會。

話說回來，陳啟宗雖然是地產黨的成員，但他並非主要的成員。恆隆自八零年代已經不如其他發展商；而陳啟宗本人對於地產市場的看法，我總是覺得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偶爾會對地產市場表示不滿，但實際上如果你了解他們的家族投資情況，就會發現他們遍布全球的的私人投資，當中有其他的投資，但也有地產。

今日的分享，想進一步探討的不僅是香港的股市或樓市，而是香港的整體經濟。而除了陳啟宗的言論以外，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話，會發現施永青也曾表示過對香港地產市場的不看好，但對於金融業他仍然抱有信心。

請恕我看得更悲觀；我認為港股、港樓甚至香港經濟，最終都會跟著神奇國度一起迷失；十年？廿年？三十年？沒有人知道這場衰退維時將會有多長。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財政赤字，於首五個月便已達到1362億，至8月31日止，其財政盈餘僅餘下6986億。今年香港政府的賣地成績，亦比原本預計的目標還有很大落差。

另外，第二點我注意到政府在最新的公告裡面，有一點很狡猾，他明明前五個月的財政赤字實際上已經超過一千七百多億、甚至一千八百多億。然而他將綠色債券的四百多億視為收入。當然發債、賣債並獲得的錢，你可以將其視為收入進行記入資產，但別忘了這筆錢是要還的。

再給大家一個參考數字：2022年3月，當時正值財政年度結束，香港的財政儲備多達9400多億。

短短一年半，財政儲備便減少了二千四百多億。如果按照這樣的消耗速度來計算，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政府在未來兩年至三年內將會進入財政緊縮時期。

當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特區政府有六年時間，基本上沒有甚麼作為。

我見到現在有些「政工作者」說：「不如發放現金來刺激經濟。」為甚這個政府不這麼做呢？首先是因為政府已經只剩不到七千億元的儲備，沒有錢可以派；假如每個人都要派一萬元，香港七百多萬人，那就需要七百多億元，這個數目已經近乎於一整年的薪俸稅的收入。

很多年前，我記得有一次的財政預算案論壇，我說政府每次做一些事情，例如派錢，另一邊一定會有人說，派得不夠公平，要求派更多錢；結果就像搖搖板一樣，你這邊加重了一些，另一邊就會動搖起來，然後你就需要在那一邊加重一些，結果你將永遠不可能達到平衡，反而會使得彼此的矛盾越來越大，形成不穩定的狀況。

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收入與開支不斷的地增長；政府體制的規模越來越大，實際上管理起來將會越來越困難，越來越難以平衡各方的利益。政府總說要平衡各方的利益，然而實際上的情況是各方都將會覺得自己被剝削，覺得自己可以拿到更多的好處。

不知各位有否聽過此觀點：所有政治學和管理學，最終指向同一件事，就是期望管理。如今，政府需面對的這種情況，首要任務就是。對於經濟困窘的政府來說，首要行動往往不是減少開支或者增加稅收，而是「期望管理」。

《經濟學人》上週的一篇文章，討論了習近平為何不願意「派錢」；我相信，這個訊息旨已經傳達到不同的省市和地方政府，包括香港，內容就是：「中央政府並不贊同以財富再分配的方式，去掩蓋經濟結構性問題。」

而我另一個解讀是：「中央政府已經負擔不起派錢；地方政府更加沒有這個條件。」

關於哈瑪斯對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襲擊，我不敢隨便評論，更不想只是看了一些資料之後就扮專家。反正，在今時今日的世界，坊間已經有很多即時評論，「多我一個唔多」。

再一次說在前頭，我不是甚麼中東問題專家；只不過是為人對歷史和地理有點好奇心，讀過幾本書。以下分享，只是我的個人觀察，以及在心底裡的一些疑問：

一，哈瑪斯為何在這個時候發動攻擊？矛盾會擴大升溫嗎？

二，為甚麼有人覺得要支持以色列？另一邊廂又總有人覺得巴勒斯坦人很可憐？為甚麼以巴的衝突總是沒完沒了？中東有可能出現長久的和平嗎？

幾星期前，我在 YouTube 頻道有次「你問我答」的環節，有兩位會員問我有關批判性思考的議題。大概也在那個時候，我也收到另外一位讀者的電郵，問我對社會流動性和教育的看法，尤其是公開試制度的影響。

「一試定生死」是個複雜的問題。一方面，一個公平且透明的公開考試制度，似乎為所有孩子提供了平等的競賽的機會。然而，另一方面，證據顯示出身於較為富裕家庭的孩子，在考試中也有更好的表現。究竟考試是否真正的平等？更重要是，考試真的可以反映一個人的學習能力嗎？

另外，在會員專屬的 Telegram Group 裡，也有場關於考試作弊的熱烈討論。有位讀者提出：「會作弊的孩子往往也是具有創新思維的人吧？」這個講法也令我想到，與其責罰他們，積極的態度是否應該正面他們的熱情，鼓勵「破壞性創造」？

【文字版】

多數人都愛財，但很少人會說自己喜愛工作。所以，我也很明白為何多數人都想早日過退休生活。

但人生中有很多我們想要的東西，並非每個人都能得到，退休就是其中之一。殘酷的現實是：只有全民退休夢想，但不可能有全民退休保障。再講一次，退休是一種奢侈，而非人權。

今天，原先就想談談強迫金；但我相信大家已經從新聞得知事件的來龍去脈，我也沒有太多想補充的。但稍加思考，我發現除了純粹撻伐這不公義的制度，其實還有其他重點可以討論，例如，若然你真的打算退休，究竟需要有甚麼來確保自己的退休生活？僅僅依賴那份強制性公積金，你能安心退休嗎？

另外，就是強迫金；雖然我始終堅持，這個政策從一開始就形同騙局，但我知道這樣講必定有人會立刻反駁：「那簡單，由政府全面提供退休保障，取代強迫金，那不就解決了問題嗎？」

以上這種邏輯，總是讓我想起以前在香港常遇到的一些人；他們相信強迫金是政府在逃避責任，但同一班人卻完全相信所謂的全民退休保障。

因此，我要直接地解釋，為甚麼政府不可能替全國人民的退休生活提供保障。其實如果可以冷靜去想這個問題，就會知道政府不但無法保證你的退休生活，甚至連你現在的生活都無法保證。既然如此，為何我們會相信「老年共產主義」？為甚麼要剝削拼命工作的年輕人去搞「老人大鑊飯」？

社會面對轉變，普遍而言有兩種對應的態度。一，就是抗拒轉變，甚至要逆轉已經發生了的轉變。二，找方法去配合和適應。前者，抗拒轉變一通常都是徒勞無功；後者，配合和適應，成功機會則高一點。

距離施政報告僅剩一周的時刻。有消息指，特區政府計劃為每一個符合條件的香港家庭提供資助；只要父母雙方其中一人為香港的永久居民，他們在生育子女時，將獲得兩萬元的津貼。

政策似乎直接回應香港出生率持續下降的問題，但許多市民直覺地認為，這筆津貼很可能倾向非本土香港人。這種擔憂並非空穴來風；眾所周知，香港本地家庭由於多方面的壓力和考量，往往選擇不生育或延後生育。這兩萬元資助是否足以激勵他們改變生育的決定，實在值得懷疑；我甚至會覺得，新香港人也不會對這區區兩萬感興趣。

對香港人口政策有興趣的朋友，早兩個月我也寫過兩篇，今日順便將舊作「貼堂」，供大家參考：

【延伸閱讀】廿一世紀的香港人【延伸閱讀】中國的人口結構問題

以下的文章和這一集 Podcast 是 YouTube Live 後重寫重錄的更精華版本，希望大家會喜歡。

【文字版】 【是日隨筆】尊重 - by Simon Lee | 利世民 - 利世民 Substack

「此心安處是吾鄉」出處是蘇軾的《定風波》。話說，北宋元豐年間發生新舊黨爭【1】，蘇軾等人因「烏臺詩案」被彈劾，一干人等被貶官到鳥不生蛋的鬼地方。蘇軾被貶黃州，好友王鞏被貶嶺南賓州。幾年後，蘇軾、王鞏等人被復職，重返中央，蘇軾問與王鞏的歌姬柔娘嶺南的生活如何，柔娘回應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蘇軾大為感動，寫下《定風波》，亦將這個說話流傳千古；我嘗試「粗粗地」翻譯成現代的語言就是：「住落咗，呢度就咪係我鄉下囉。」

過去幾天在多倫多，又令我想到這句名言。

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在美國讀書；當時去了個鳥不生蛋的地方；當年在周末長假最強烈的願望，就是到多倫多「食好西」。當年的多倫多，有很多香港來的新移民，他們也將香港的飲食文化帶到北美這個人類文明的「劣食結界」。

或許是這個原因，令我對多倫多有份不解的情意結。甚至當年第二次離開香港的時候，我的首選也是多倫多。始料不及的是，我的綠卡竟然來得比楓葉卡更快，隨緣地我也成為了美國人。

但在我心目中，多倫多仍然是那個保留、見證著不同時代香港文化的地方；由最早八零年代移民帶過來的文化遺產，然後九零年代移民又帶過來香港盛世的風景。

最後也是這一波，是 2019 年後回流和乘救生艇過來的這一批。

雖說香港本來就是一個由移民所組成的社會，但香港人這個身份，其實也只不過是由 1970 年代起開始才漸漸形成；而香港人這個身份形成的時空，雜著主權移交、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股市大時代、香港本地流行文化的爆發等。可以大膽講出生成長於七零年代之前的香港人，身份認同中多少也有點中國人。但隨著時間軸的推移，香港人的身份就越明顯和強烈；尤其是成長於八零年代之後的幾代人，就更加是以香港人的身份為傲。

有些人離開了香港，就在外面落地生根，但亦有些人最終還是回流。這一次，我的感覺是更多人會選擇留低；這一代，下一代，都沒有打算回香港。

有些地方，例如多倫多，卻因為香港人的移入，漸漸變成「比香港更香港」的地方。

上星期從美國驅車到多倫多，早上出車，傍晚抵埗。第一件事一就是找個地方獎勵自己；和同行的朋友找到了一家酒家，甫進門就被八十年代的味道衝擊。我們點了蛇羹、花膠北菇鵝掌和咸魚肉飯。雖然不敢說這三道菜在別的地方食不到，但那份舊香港的味道是難能可貴的。

「有冇興趣去美國開餐廳？肯定有得做。」我們問。

「老闆都諗住過幾年退休喇！」樓面的阿姨如是說；或許終有一天，甚至乎連多倫多也保育不了香港的回憶。

當然，這次來多倫多，也不是單純為了食。話說一年多前，有群在美國的港橋成立了香港人社區中心；今次我們也是為了在多倫多的香港人社區中心成立一週年而來的。

多倫多本來就已經有很多香港人，這幾多就更多了一批；當中有讀書的，也有拿 Open Work Permit 來讀書的；Stream A 和 Stream B 的兩批人，都各自有自己的處境。拿 Open Work Permit 的，很多都是年青人。反而是為移民而讀書的 Stream A ，財務上往往比較充裕的。

落地生根，站穩陣腳，就是他們最切身的問題。

在加拿大不難找工作，難是難在可以找到相同的職位；尤其是中、高層管理人員，又或者金融財經行業，基本上是沒有可能做過去的工作，必須轉型。Stream A 的朋友，也有一些是借這次機會去選擇一門新的行業。事實上，只要是手頭上有三幾年開支的資本，其實移民這個悠長假期是一次讓自己重新做人的好機會。

但我也不會自欺欺人，說每個離開香港的朋友都是對未來充滿信心，很期盼在新地方的新生活。不，絕對不是這樣。但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到一個不同的環境，不論是生活抑或工作，首先是要了解和適應環境。每個地方都有點問題，但要明白沒有一個地方是完美的；那怕是從前的香港也不是盡善盡美，但我們也都生活了大半輩子。

最重要是，找到讓自己喜歡生活的原因。

活躍於香港人圈子的組織，大多數都是成立於 1989、2014 和 2019；也有少數是 2019 年後才成立的。2019 年後成立的，大多是以離散香港人為重心，甚至有些人說這些離散香港人的組織，感覺有點「蛇齋餅糉」。不過，我見到更多是早十幾廿年前已經過來的香港人，想方法去協助新過來的定居。

有不少人問我：「香港人可能會變得像猶太人那樣嗎？」

有很多人覺得，猶太人很厲害，又有銀行家又有科學家。但其實猶太人的復國運動，亦只不過是由十九世紀末開始。當時在世界很多地方，尤其是帝國滅亡之後，取而代之的就是各種大大小小的民族主義情緒。

民族主義是人類文明已知最大的政治力量，比甚麼宗教和意識形態都要更厲害。香港人的抗爭，也是一種民族主義。香港的民族主義，是反作用力。

香港的民族主義，又是怎樣誕生出來？正如以上所講，香港人這個身份，最多只是五十年歷史，也就是兩代人左右的時間。但自從中共在 2000 年後不斷鼓吹新中華民族主義，也就是所謂的大國崛起，香港人在文化上和情緒上的反抗亦越來越強。

中共當然都有察覺到香港人的反抗情緒，但似乎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共高層，卻難以明白到香港人為何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是如此抗拒。結果，定性了這是顏色革命和外國勢力在背後操縱，中共和特區政府就不再深究問題的根源，繼續人云亦云，將錯就錯。

香港人怕辛苦，又何來革命的基因？香港人絕大多數時候，都只是想安居樂業，飲飲食食。當然，這不代表了滿足了最基本的慾望，香港人就是會乖乖的等待被宰割的一天。但香港人本來真的沒有甚麼民族主義情意結；十年八載前，相信大多數香港人都不介意承認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如今，香港人就是香港人，甚至到了海外，也彷彿放不下香港人這個身份。

我不知道這個轉變，最終會有怎樣的結局；但最低限度，好好生活，同舟共濟，保持聯絡，這些都肯定不會是錯。總之，此心安處是吾鄉；「邊度住落咗都係自己鄉下。」

【廣告一則】最近我忽發奇想，希望聚集現身處世界各地從事公關傳訊、廣告、市場、媒體和創作等各行行業的香港人。一來是因為自己過去在香港的日子，有很多這幾個行的朋友。另外，我也覺得不少香港人雖然已經移居海外，但其實仍然有本錢在這些範疇繼續發展下去，或者一個自己人的圈子，可以發揮到一點協同效應。第三，就是有不少傳媒業行家，其中一個轉型方向就是發展以上各行各業。我更加希望透過連繫著不同地方在這些行業的香港人，可以讓大家計劃未來的時候，有更貼市的資訊。暫時未有甚麼組織，先開一個 Telegram Group ，日後才大家一起研究下一步該怎樣走下去。

https://t.me/+eO-dJHRtzahiODU1

【廣告第二則】細葉榕的朋友託我向大家分享，2024 年的月曆已經有售。今年的主題，就是「重新出發，好好生活」；細葉榕找來了十二位藝術家，透過這十二位香港人的故事，為香港人帶來一點鼓勵和安慰；月曆義賣的收益，會全數用於細葉榕的營運開支和在囚支援。

https://www.bonhamtreeaid.org/en/calendar2024

【1】中學歷史科教科書將新舊黨爭講成兩派官僚意氣用事，但其實絕少提及到當時的環境與不同經濟利益之間的矛盾。事實上，王安石代表的新派，與司馬光、蘇東坡等保守派的矛盾，其實也反映了各地擁有土地的鄉紳與王室的利益。這一段經濟史，有機會才詳細分享。請大家有機會便提醒我；這個題目其實是很適合用來解釋為何大家在「榕樹頭講故佬式英雄造時勢史觀」以外，應該要有個更嚴謹的方法去了解過去的社會。甚至乎各種引致北宋年間出現的經濟危機的因素，至今仍然是神奇國度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

過去幾年，不知道是因為 Netflix 的 The Queen’s Gambit 的關係，還是 Netflix 捕捉得到這個潮流而推出這齣戲，又或者是因為疫情令更多人上網「捉棋」，總之，象棋成為了許多人的興趣。我也在 YouTube 見到越來越多關於象棋的頻道，激起了我對這一門藝術的興趣。

雖然我的棋力一般，但從象棋中，我至少學到兩件事。

首先，假如你發現對手下了一步似乎毫無邏輯的棋，雖然有時的確是對方的失誤，但也可能是你自己未能洞悉對方的動機。

象棋教曉我一個重要的原則：對手行每步棋都應該問：「他為什麼要下這一著？」

道理簡單不過，但許多人卻忽略了這個問題有多重要；尤其是當一步棋表面上看似非常荒謬，這個問題就更加重要。要贏得一盤棋，不僅是每一步都要下得正確，更重要的是要能夠把握對手的錯誤。尤其是到了中局，開始要「搏棋」時，好的棋手會引誘對手進擊，這時就更應該深思熟慮，判斷是否值得犧牲，「搏棋」後的局面將如何變化。

輕視對手，認為對手只是在胡亂下棋，自己亦很難有進步的空間。

另外，棋盤上所有的資訊都是完全地透明，亦沒有任何隨機的因素，棋局對弈雙方都被假定為是理性，但實際情況中，棋手往往有出人意料的行為，一來是因為人是情緒化的生物，二來人類處理資訊的能力亦有限，往往依賴經驗和記憶，以取代分析，結果做出的決定，往往不是最佳的選擇。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下每步棋，做每個決定，都要推算到十幾回合之後；那怕是大師級高手，也不會這樣計算。下棋和其他複雜的決策一樣，人往往都會依賴經驗和直覺。經驗豐富的人，直覺往往也來得更準確。

另外，雖然下棋時大多憑經驗和直覺，但分析和檢討棋局時，態度應該是客觀、冷靜和理性的。高手和低手的最大分別，就是在將經驗內化的過程。有些人只靠死記棋譜，來來去去就只有幾招。有些棋手卻有驚人的創造力，會靈活運用不同組合，原因就是他們懂得去問：「為甚麼要這樣下這步棋？」

套用到棋局以外的現實世界，每當我們見到某些難以明白的事，有很多人會直接跳到結論，指別人的行為是「非理性」。例如每次講到神奇國度的現象，很多人二話不說就拋出「白卡」、「小學生」等貶義的形容詞。

然後，便沒有然後。

我明白，不少人很厭惡神奇國度，尤其是神奇大帝。那些貶義的形容詞，也許是一種有效的發洩。畢竟，香港明明是個不可多得的國際金融中心，他們為何要如此摧殘？當然，可能神奇國度和神奇大帝，就是那樣的不可理喻。

但為如果是這樣的詞，他又為何可以打進權力架構的核心？

不少人都會順著推理，會得出一個超簡單的結論：「舉國上下整個體系都是非理性的，瘋狂的。神奇國度的事，根本不值得花心機花時間去深究。」

但假如舉國上下都是瘋狂非理性，這個現象才值得去研究。再講，單純從或然率和語意邏輯的角度去分析，十幾億人都是不正常的機會有多大？又或者，甚麼才算正常？

希望大家明白，我跟大家一樣，對神奇國度帶來的各種破壞感到極之厭惡。但正正是這個原因，我們更加刻意提醒自己，借貶低他們來發洩情緒，並不能夠令我們進步。相反，終日都只會拋出「白卡」、「小學生」等無意義的發洩，只會令我們淪落到情緒用事，不會理性分析，一個連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的水平。

「迷失的中國經濟」這個題目，對於許多讀者和觀眾，可能已經聽得有點厭；但不要介意我再借題發揮多一次。畢竟，過去我從未嘗試過將幾個最重要的相關因素，串連一次過解釋；我有講過人口問題，也有分析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的資本市場，亦有觸及過地緣政治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

但當以上種種因素聯繫起來，我們可以見到一個更宏觀、更全面的圖景。

另外，無論是習近平抑或李家超，近來都在「提醒」大眾要「過緊生活」；這是政治上的「預期管理」。似乎中共由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已經形成共識，要接受經濟不景氣的現實。

問題是，這場經濟不景氣維時有多久，最終又如何可以走出困局。

我是在 2020 年 7 月 初回美國。原本訂了的返香港的回程票，日期是 8 月 11 日。因為疫情，航班取消了；剛好那亦是警察搜查壹傳媒大樓的一天。從此，我就再沒有踏足香港。

回到美國最初的一段日子，沒有跟香港人接觸；甚至乎更正確一點說，幾乎沒有跟人接觸。但這段日子，心境反而是異常地平靜，甚至乎連過去的憤怒也煙消雲散。我只是覺得，過去的事改變不了，但歷史不可以被別人改寫；正在發生的事阻止不了，但影響可以盡量減到最低；未來的事預計不了，但可以積極作準備。

正向思維，不等盲目樂觀，重點是遇到問題時，問自己：「在自己的控制範圍內，有甚麼事可以做。」

再過一段日子，Acton Institute 的朋友製作了紀錄片 The Hongkonger，在首映當日，讓我也重新遇上一些香港人。當時美國剛從疫情解禁，HKDC 也籌辦第二屆 Hong Kong Summit ，我又在那裡認識了一些香港人。之後，大華府的「香港人社區中心」（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開幕，我又認識了一些從香港過來的朋友。

如是者，我又回到了香港人的社群；一個感覺既親切，但又有點陌生的香港人社群。也是在那一屆的 Hong Kong Summit，讓我有個很強烈的想法，就是我們這些生活在異地的離散港人，終有一日會跟仍然在香港本地的朋友，距離越來越遠。當我們自以為在為香港發聲，在香港的朋友又可能會覺得，我們離開了的人，一心只想故鄉陸沉，去證明自己的決定正確。

我不敢代別人說話，但我自己肯定沒有這樣想過。無疑，我曾經為香港這個地方感到自豪；時至今日，我仍然很著緊香港人這個身份，很在意香港的文化。

我想，如果有件事可以讓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參與，尤其是那些仍然身處香港的朋友可以也參與，這將會是件值得去試的事。最初我想是話劇，但最終想了又想，似乎聲音劇比較可行，而且參與的朋友不用拋頭露面，在這個低氣壓的環境，應該是最理常的模式。

八個多月多以來，包括我自己的各位素人，由開始時對製作一竅不通，到後來越來越多的創作。記得在第一季尾時，團隊分享感想，很多位都會說：「感覺是一次很神奇的經歷。」

話說回頭，我是一個很多念頭的人；有時是太多念頭，開了頭又未必有毅力走到最後的人。所以很感恩「港聲你聽」從一開始就是 teamwork ，而且是一個很有熱誠的 teamwork 。甚至乎有時我會想，自己盡量不要站得太前，正所謂：「功成不必在我，我在必不成功。」

另外，今年除了「港聲你聽」，似乎沒有甚麼新的搞作。甚至由下半年開始，連 YouTube 頻道，更新也沒有過去的頻密。一來是不想「為做而做」；我寧願每篇文章，每集聲音專欄都做得。本來間中也有請一些朋友做嘉賓，但我其實是很怕打搞別人。所以，朋友邀請過幾次，crossover 之後，我也不敢再打搞他們。

總之，一切隨緣，而另外的時間，就繼續去廣結善緣。

兩星期前，我跟香港人社區中心的創辦人 Matthew 驅車到多倫多，慶祝當地的中心成立一周年，亦有幸認識了一些新朋友；有新聞界前輩蘇凌峰、香港台的鄭敬基，Hong Kong Watch 的 Aileen。其實這次跟幾位新相識的遇上，感覺是有點超現實。過去他們是電視機中見到的名人，現在卻可以近距離接觸，而且是在一個感覺很香港，但明明又不是香港的地方。

既然認識到新朋友，也知道鄭敬基在經營香港台，所以膽粗粗邀請他 crossover 到「港聲你聽」在 Clubhouse 上的「有嘢就講」，題目是「馬死樂地行」，這也是十二月在三藩市的演唱會的主題。

「馬死樂地行」是講給我們每個香港人聽的，尤其是那些正在海外適應新環境的香港人。老套點講，當環境轉變時，自然有得亦有失。多數人，都會將著眼點放在失去了甚麼，很少留意到得到了甚麼。但更重要是，大多數時候，人適應不了的不是環境轉變，而是他們在意的，是別人如何看自己。但事實是，我們將自己看很太重要，別人很可能根本沒有將我們放在心上。

港聲你聽 YouTube 頻道 - https://www.youtube.com/@voxhk

香港台 YouTube 頻道 - https://www.youtube.com/@HongKongerStationLIVE

有騙徒誘騙欲購買狗肉的人士，下載惡意手機應用程式，盜取銀行帳戶登入資料及密碼；據聞有超過十人受騙，損失金額高達一百三十多萬元。

初次得悉此事時，我的直覺是這可能是一位熱愛動物的人士所為，意在懲罰那些企圖食用狗肉的人。然而，進一步的了解讓我意識到情況可能並非如此單純。

為何我會有此想法？起初，我認為如果目的僅是為了詐騙金錢，則無需選擇狗肉這一特定且邊緣化的主題。

但很快，我又有了新的領悟，認為這一詐騙策略相當巧妙。

儘管如此，我在事件的執行過程中也發現了一些瑕疵。究竟這些瑕疵何在？

今天繼續介紹 The Psychology of Money ，由第四章講到第六章。這三章的重點分別是：（一）不要低估複利率積累財富的威力；（二）賺錢和守財的分別；（三）分散投資的真正意義。

另外，後半段我會講「為甚麼有些人總能夠押中那些十倍股，百倍股？」以及「財富行業搭棚工的日常」。

過去一年多，久不久便要對美國人講解香港所發生過的事。以下是我的「標準答案」，歡迎大家給我一點意見。

一，為甚麼英國人沒有讓香港人有民主？

早在 1947 年，總督楊慕琦已經提出香港的政改。但在那個時空，隨著國共之爭的結果越來越明確，當時的代議政制改革不是沒有風險。從當時的角度，誰知道中共奪權後，會否在 1950 年代透過當時潛伏在香港的地下黨人，以滲透方式一步步接管香港？澳門的情況就是這樣。另外，有人說是接任楊慕琦的葛量洪將政改擱置，但如果翻查當時的立法局討論紀錄，就會見到反對楊慕琦計劃的，其實是香港本地的華人領袖。

在同一個時空，英國其他的殖民地，相繼獨立自治，唯獨香港沒有，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韓戰爆發，香港忽然出現了特殊的戰略地位。可以說，近代香港是冷戰的產物。

有些人說英國人出賣了香港，我認為倒不如從 1970 年代冷戰中後期說起。當時美國為牽制蘇聯，拉攏中共並作出了若干讓步，令台灣失去了聯合國的地位，也令到香港和澳門失去了主權自決的選擇。

究竟英國人有沒有出賣香港？別忘了，1978 年後的改革開放，的確有很多人以為，中國遲早會變；當然看錯的人是絕大多數。其實在 1980 年代，有些香港人是擔心的，也移民海外。但真正令很多人覺醒是 1989 年。只可以說，當時批出的居英權，實在太過「孤寒」；2019 年後的 BNO Visa 救生艇，也算是一種補救。

二，中英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美麗的誤會；有人以為是為了讓香港人安心接受主權移交的條件，亦有人認為中共後來是公然背棄誠諾。但我認為這個想法是將中共看得太過高尚。

其實在當時的環境，中共需要有一個讓它能夠獲得資本和訂單的窗口，但同時間，中共是絕對不想也不會真正開放自己對社會和市場的操控。所謂「一國兩制」是堵防火牆，保護的不是香港的另一個制度，而是中共最關心的「一國」。

自從中共吹奏自己早晚會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香港的窗口角色不再重要，所謂的一國兩制就開始破落。具體的時間我會說是在 2006 年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就已經將今日的大灣區概念勾劃出來。

當然，你可以繼續投訴中共不守信，但我認為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預期中共會信守任何誠諾。歷史和邏輯告訴我們，極權統治者連身邊的人都信不過，任何人竟然會去相信這些極權統治者的話，絕對是愚不可及。

如果失去了「一國兩制」這堵防火牆，香港是連深圳上海都不如，更不要說甚麼國際金融中心。

三，中共和習近平

大家都應該有聽過戰狼外交，但其實這個風氣是由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之後的「偉大民族復興」才開始。

我的觀點是，中共其實越虛怯，就越要需要用「強國夢」來麻醉自己。另一點就是自從 1978 年的改革開放，中共的統治合理性是建立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隨著經濟增長放緩，中共越來越難讓餘下的貧窮人口走向小康，結果就要用經濟以外的手段來維持統治。

話說回來，在中國大陸，澎湃的民族主義情緒，也不是單純因為中共的吹奏而成。民族主義就像一種傳染病，當人人都是帶菌者，作為統治者的自然會利用。很多人到今天仍然辯論中共是否共產主義還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我認為這種辯論是沒有意思的。聽好了，中共是機會主義，只要有利統治者目前的需要，甚麼都可以拿來供奉，過兩天如果形勢有變，又可以被批鬥。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孔子；在文革時期批孔是中共的綱領，到今天需要建立民族身份認同，孔子又拿出來被供奉。甚至乎，馬克斯、列寧、毛澤東等，都是當代統治者用來建立統治合理性的符號，背後代表了甚麼意識形態，並不重要。

還有一點就是，中共用的這些政治圖騰，為了迎合絕大多數人的認知水平，所以往往顯得很膚淺粗糙；畢竟在這個十四億人的神奇國度，太複雜深奧的概念是沒有可能成功影響到大多數人。所以，原始的民族主義，成為了中共最後的寄託。

不論是習近平，抑或曾經想與他爭一日長短的薄熙來，都一樣捕捉到這個方向。所以，其實很多人說中共因為習近平而變得民粹和民族主義，我反而認為是中共為了自己的統治，才有習近平的各種所作所為；假如換了另一個人去做，結果也很可能是大同小異。問題是出在極權統治，而不是個人的問題；自由民主的社會，不一定有偉大的領袖，但封閉的極權社會，爬到權力頂峰的人一定有反社會人格，是喪心病狂心狠手辣麻木不仁的人。

四，中港矛盾和 2019 年抗爭運動

很多人只會微觀地看 2019 年的事，又或者陳同佳案。遠一點的，會記得 2014 年雨傘運動。

但我更希望大家可以從事件見到，香港只不過是因為位於中共強大力場的臨界點而被撕裂的第一個自由社會。也是自從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傾向越來越明顯，香港才出現本土主義和港獨的論述。某程度上，香港發生的政治現象，也是反映著防火牆後那神奇國度的處境。中共認為香港的本土思潮是甚麼顏色革命，但其實它自己一樣被民族主義情緒所吞噬。

其實回顧 2009 年，不少香港人其實是接受自己同時是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雙重身分，就正如現在的我，既是美國人，也是香港人亦同時是維珍尼亞人，當中沒有矛盾的；這也是現代人的常態，一個人可以有多種身份而沒有矛盾。

但自從中共要灌輸「中國人」這個身份，中港漸漸出現更多的矛盾。但其實在過去廿年，中國大陸裡面也在消除各地方的文化和語言，尤其是吳語系的江浙滬，又或者粵語系的兩廣，都有些零星的軟對抗，希望保留自己的文化和傳統；只不過是香港的反抗更明顯。

香港人這個身份，其實很大程度上是 1970 年代之後，粵語流行文化包括流行音樂、電影、電視等，塑造出今日我們認識的香港文化和香港人身份認同。偏偏由這個時候開始，香港人要面對主權移交和前途問題。我有一個大膽的假設，就是在香港人的身份和文化裡面，本身就設定了「香港不是中國」的觀念；香港人都很清楚，如果這個地方只是中國的其中一個地方，香港也不再是香港。

所以，由 2012 年的反國教運動，到 2014 年的雨傘運動，然後 2016 年農曆新年在旺角的衝突，再到後來的取消當選議員的身份，中共國安人員跨境執法、銅鑼灣書店案、肖建華案等，香港人越來越感受到威脅迫在眉睫。2019 年的反送中是最後一根稻草。

從中共的計算，香港的制度如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等，反而是威脅到中共權力核心的「團結」。尤其是中共作為一個極權統治，最大的難題是權力的繼承和轉移，所以最怕就是內部的分裂。

而每當中共的存在危機意識越強烈，對香港也越高壓。

五，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問題：「究竟美國政府可以做些甚麼去幫香港人？」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也太過香港人本位。如今，我既是美國人也是香港人，所以我會從大家的最大的共同利益，也就是捍衛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開始去想；畢竟，我們終歸也是希望自己的生活模式可以繼續。

香港被摧毀，只是說明了中共目前所依賴的民族主義，其實只會像病毒般擴散。事實上，中共在世界各地都有統戰工作，尤其針對在商界、學界裡面的華人。另外，中共也有透過社交媒體散布各種「東升西降」的訊息。

可能有人會問：「其實世界各國都會有形象工程，為甚麼要針對中共？」

要知道，中共在國內是沒有制衡的，既沒有權力的制衡，也沒有公民社會和媒體的制衡，結果中共的宣傳輿論，本質上就有一定的分別。說得白一點，在中共的觀念當中，所有關係都是矛盾和敵對的，中共不只是宣傳中國有多好，亦同時間要削弱我們對普世價值的信任。

我認為最低限度，也是最合理的處理方法，就是要一切為中共代言的，以及為中共服務的，都要在日光之下進行。

最終假如有人真的信了中共的一套，不要緊，那是他們的自由；這些人應該移居到中國，就正如我希望生活在自由社會，所以選擇了美國。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讓美國變得像中國那樣。

「法治」與「公義」是兩個我們經常會講，但很少人會用常人能夠明白的語言去解釋的概念。尤其是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法治更加變得有「有中國特色」，完全與公義脫離關係。

相信不少人都留意到，最近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律政司司長說，他會從目測有多少人不守規矩過馬路來衡量法治。我也見到有不少網民質疑；不是質疑這句講法，而是質疑這位林定國的法律學位究竟是怎樣得到的。畢竟，林定國對法治的解釋，「比牛頭角順嫂更牛頭角順嫂」，完全不似一個有受過法律教育的人會講得出的說話。

教科書會說，法律的本質是約束， 所以法治的定義就是，政府和當權者亦同樣要守法律。這個答案很簡單吧？

但我想給大家一個更易懂的解釋：「任何人跟政府打官司，都有合理的機會勝訴。」

請注意，我這裡的關鍵詞是「合理機會」，我不是說人民跟政府對簿公堂，人民有合理機會贏，而不是一定贏。

何謂合理？何謂合理機會？我們又如何衡量法治水平？

從學術角度來看，其中一個做法是，透過法庭判決，不論是刑事抑或民事亦甚或是司法覆核，分析人民對政府的官司，人民獲勝的機會是否平等。當然，每個案件都有其特殊性，不應一概而論。但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法治水平的確是可以被量度。

尤其是現在已經有人工智能的協助，要進去這種研究要動用的人力物力大大減少。我可以想像，以相關的法規和從前相關的判斷去訓練人工智能模型，然後將案件的相關證供交予機器，由機器去評估判斷的結果，然後再對比在現實中的判斷，再輔以一些統計學的方法，其實是不難用來衡量某個地區，或甚某類案件和某些法官的公正性，更可以引伸出政府和民眾在訴訟中的勝算是否均等？政府是否真正受到司法約束？總而言之，香港的法治是否在崩壞中，由甚麼時候開始，這些都是可以被驗證的命題，不必爭論，用科學方法來解決便是。

今天我還想討論另一個概念：甚麼是「公義」。

有人說，公義這個概念模糊，有些人甚至認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公義。哲學一點說，比如後現代主義者就認為，只要一個沒有階級和族群差異的世界中，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公義這個概念便失去意義。

但是在理想國臨世之前，我們仍然對公義有一定的追求。

究竟公義到底是什麼呢？「公義」一詞，在英文中時 justice，源於 just，而 just 字面意義是「恰到好處」。

換句話說，當涉及一件事的雙方，即我和你，都認為結果是合理的，那就是 just ，恰到好處。但從整體社會的角度而言，就不只是兩個人之間的感受，而是當一個獨立第三方也認為事情的結果是合理的，那就不只是簡單的合理，而是真正的公義。

當然，公義並不僅限於一兩件事的結果，而是不論從第一人身，第二人身以及第三人身的角度去審視，都認為大多數的事情，結果都是「合理、恰當」，在社會層面上，這就是一個公義的社會。

當然，這是一個理想；與現實多少都會有點距離。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盡量不要遠離這個理想太遠。

所以，一個法庭判決，又或者是任何形式的調解，若然能夠讓控辯雙方都接受結果，甚或連其他獨立第三方都覺得合理，那便稱之為司法上的公義。司法制度，本來就是要來體現以上提到的「獨立第三方」的觀點。

從社會制度的角度，為甚麼司法由政府提供？其實也不一定，但因為公義某程度上有「公用財」（Public Goods）的意味；當任何一個人的公義得到申張，所有人也會感到公義，所有人都會受到保障，都會得益。

法治與公義的關聯非常密切，而在一個真正實行法治的社會，每個人都依照同一套規則行事，包括有權勢的人，也要受法律約束，這就是公義的大前提。

按香港目前的情況，普通民眾跟政府打官司時，是否真能並有合理的勝訴機會？以黎智英案為例，儘管還未開庭，他已經被羈押超過一千天。但更關鍵問題是，他最終是否能獲得一個公平的審判？即使他想委託 Tim Owen 作為辯護律師，也遭到拒絕；甚至 Tim Owen 亦因為曾經接受委託，亦遭到特區政府列為不受歡迎人物，被拒入境。

其實，黎智英人已被囚禁在監獄，又如何威脅到國家安全？找個律師打官司，也沒有選擇的自由，試問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如何令人相信審訊是公平？

黎智英，只是眾多案件的其中之一。

香港的環境正日益中國化，就連法治」這個詞彙，也變得中式。「法治」（the rule of law）的理解，變成了「以法治人」（the rule by law）；法規由保障人民的制度，變成了控制人民的工具。

海耶克在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一書中提到，真正的「法」（Law）和「法律條文」（Legislation）是兩回事。

法，應該是合符人性和邏輯的規則，某程度上是自然、超越任何個人意志的。法律條文，只是人為的產物。當法律條文能夠反映「法」，真正的自然規則，社會秩序就更能夠容許人類文明的全面發展，也就是 human flourishing。

但假如法律條文只是統治者一廂情願的妄想，這些法律條文的往往是難以執行，又或者是執行的時候有極大的代價。當然，一廂情願的法律條文，亦不可能合符公義的原則、定義，甚至連基本的人性和邏輯都違背了。例如以法律條文要人對統治者絕對忠誠， 就是這種不合邏輯，不合公義，不合常理的妄想。

令人遺憾的是，當今日益中國化的香港，正是這種以法治人的社會。

「國際金融中心遺址」這個講法，短時間內成為神奇國度和香港的熱門話題。

我不知道在神奇國度那一邊的人是甚麼心態。他們當中有些人仍然嚮往香港，但恐怕是少數。

更多的神奇國民，應該是幸災樂禍。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明眼人都見到香港的淪落；但「國際金融中心遺址」這個玩笑，雖然表面上是在講香港，但實際上講神奇大帝。在大陸很主流的講法是：「一個用了百多年建立的國際金融中心，在短短五年間就被摧毀了。」

另外，大家有沒有留意，在過去幾乎一年，都沒有聽過甚麼中央支持香港甚麼的。這幾天習近平到上海，又說甚麼要建立五個中心；即是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

「慢慢搞，唔阻你做嘢；搞掂再話大家知吓。」大家千祈不要誤會，我很不想北京干預香港；最好就是永遠讓這個地方繼續地「山高皇帝遠」。但可惜是一切都來得太遲。回顧過去廿多年來的連串事件，令我覺得，香港落得今日如此田地，並非意外。

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找 高明 和 尹思哲 開直播。之前我們三個人做直播，最主要都是想為乘機腦震盪，但是腦震盪這回事，不可以做得太多；做得太多腦會壞的。但放太久沒有衝突，血液循環又會不好；一年幾次就差不多。

入正題之前，希望大家可以關注我這兩位兄弟的 Patreon ：

高明： https://www.patreon.com/mhk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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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的題目「2023 年回顧」，本來是有點「頹」；還有甚麼好回顧呢？不少香港人都覺得今年是「是但喇」的一年。不過，還是有些值得關注的事。

昨晚我跟他們說，想想今年發生有沒有一些事（一）是真正對未來有影響的；（二）對未來有影響的，但被忽略的；（三）很多人隆重其事，但又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影響。

結果，今集由第一季美國的銀行危機講起，到 Bitcoin ，到 AI 應用的急速普及、由 Search Engine 到 Chat 的使用習慣轉變、版權行業的虛妄、 Subscription Model 的困局、體驗經濟的重要性、遊戲行業的潛力、甚至到是如何 Remotely 做 Networking 等等。

雖然是個多小時的討論，但講過的題目太多，不能盡錄；而且每個題目都值得深入去討論，有機會再講。如果大家有甚麼想我（們）深入一點去講的話，歡迎留言 👇🏻

2023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

黎智英案聽日開審；我同錢志健一齊傾下對香港有乜嘢影響。

據報，自 BNO Visa 計劃推出至今，有 16 萬港人登陸英國，並買下千億英國物業。另一邊廂，我亦見到加拿大港人數目增長不少。至於美國，人數雖然比不上英國和加拿大，但港僑的網絡比起過去豐富了不少。

有人說，香港人走了，正好讓中共「換血」，移風易俗。也有人說，海外港人社群這個現象，最多只有一代人的時間；廿年之後，就不再有我們熟悉的香港。

我也見到，「留港」和「離港」的兩群人，漸漸出現隔膜。

留港的，認為離港的一群想見到香港「衰」，證明自己的選擇正確。我不得不承認，的確有些已經離港的評論人，總是挑香港的不是來講。而我也不敢代表所有離港的評論人，但以我所知，其實大家都覺得，我們既然生活在自由的地方，就應該好好利用自己的條件，繼續監察香港政府。

平情而論，雖然香港變了，但未至於不能生活下去。

另一邊廂，自從大量港人移居到世界各地，親政府的媒體就開始「唱衰」移民生活。無錯，外國的月亮也不是特別圓，但也未至於「無啖好食」。逆向思維地想，有不同聲音總是好事。一來，有些人的確是不適合移民；也不是每個人都有相當的適應力。二來，由藍朋友的媒體去對藍朋友進行「思想工作」，讓他們繼續留港建港，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總之，咸魚青菜，各有所好。留港，離港，都是個人選擇，都要尊重的。

事實上我們知道，在英、美、澳、加等地，其實也有很多，很多小粉紅和藍朋友。有些同路人會問：「既然你哋咁鍾意你嘅國家，點解又移民呀？」

我聽過一些講法，大概是：「點解你可以移民，我唔可以呀？呢個係我嘅自由，吹咩？」又或者：「你話自己咁鍾意香港，做乜唔留低去建設香港呀？」

「我愛香港，但我唔愛呢個政府；唔通你咁都唔識分？」

有時我會以為，離開了的人，應該會更明白到，政府不是甚麼好東西；尤其是經過這幾年，這個道理不難明白吧。坦白講，假如要數我在今年遇到最不愉快的事，那就是被一幫「未奪權的獨裁者」滋擾了幾天。雖然只是一波微不足道的漣漪，本來不應記掛在心上，但這件事令我體會到，有些人真的不是很清醒；又或者應該說，有些人總是沉淪在同一個夢，自以為醒來，但其實仍然是在同一個夢裡面。

那個是甚麼夢？那個夢就是，相信權力只要掌握在適當的人手上，那人便可以帶群眾到應許之地。

幾千年人類歷史告訴我們，天下沒有應許之地。沒有戰爭、瘟疫和飢荒，就已經算是不錯；上高皇帝遠的地方，就更加理想。本來，香港就是這個亂世中的避風港。

從前，在神奇國度不可以做的事，可以來香港做。不可以在美國做的事，也可以在香港做。大前提是不傷害人，不傷天害理。

自 2018 年香港的情況就出現根本變化。五年來，本來已經是神經兮兮的神奇國度，變得更疑神疑鬼。在他們的權力核心人物眼中，香港是安全漏洞，要管得比神奇國度更嚴。

另一邊廂，當中國選擇跟俄羅斯、伊朗等站在同一陣線，香港也成為了被防範的目標。我們很多人都沒有經歷過冷戰；就算是出生成長於五、六零年代的，記憶亦可能變得模糊。當年資訊亦沒有今天般發達，很多事情我們都只是一知半解。很少香港人會想到，這個城市會從過去在兩大陣營的夾縫中左右逢源的自由港，變成被左右夾擊的磨心。

我不是悲觀，也不是樂觀，而是很現實地去分析；香港這個地方要見到轉機，首先是要見到環境出現轉變。但幾時變，怎樣變，會怎樣影響香港，這三個問題卻不容易解答。正路來講，極權統治最脆弱的時間，往往出現在權力轉移的過程；而這件事，最多也不過廿年便會發生。

廿年，很快就過。

其實，我自己也有三年多沒有回香港。我甚至有時會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人到了某個年紀，對時間的觀念就變成了倒數。今年七月底，我跟自己說，計劃兩年後收山封筆。換句話說，我給自己五年時間去經營博客、Podcast 和 YouTube，之後就應該有另一個突破；否則，日子是白過的。

由七月起，每天我都在倒數；如今距離以上的死線，只剩下 591 日。

最後，都要交代近來不少海外評論人遇到的所謂「退訂潮」。這一波後現代文字獄，比古代封建社會的專制統治，更野蠻，因為被檢控的，不只是發表的人，還有讀者和觀眾；只要身處在牆內，那怕是表面上順從著政權，但只要在心底裡仍然嚮往自由，彷彿就已經是一種罪名，亦令我聯想到 George Orwell 《1984》裡面的情節。

我不想讀者和觀眾，因為自己分享的內容而惹來麻煩，所以我會小心自己的言論；其實從來都如是。但是這個政權所針對的，不是內容本身；但凡被他們認定了是敵人，那怕只是講了一句「太陽從東邊升起」，一樣可以是挑戰權威，危害國家安全。

所以，如果想取消訂閱，請不要覺得不好意思。我明白到身處在不同地方的香港人，各有自己面對著的挑戰；甚至可以大膽講，取消了訂閱，其實你也沒有錯過些甚麼。

最重要是大家都平安，繼續做善良的人，常存希望。

冬至是一年黑夜最長的一日；但為甚麼這一日要慶祝？有甚麼好慶祝？

記得自己小時候，經常覺得冬至再過幾天就是聖誕節，聖誕節再過幾天就是新年，幾個節慶要分開那麼多次慶祝，煩死了。當然，也有人因為各種理由不喜歡聖誕節，甚至覺得中國人不應過洋節日，這是個人的選擇。不過，從人類學和歷史角度，慶祝冬至、聖誕和新年，應該地球上大多數人；至少是北半球的不同社會，在風俗習慣上的最大公約數。

古羅馬的 Saturnalia、北歐的 Yule 、波斯的 Shab-e Yalda 、古埃及太陽神 Horus 的慶典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都有慶祝冬至的習俗。

古代人比現代人更細心觀察自然現象。不同日子的日照時間長短，他們亦當然留意到。但在那個時代，有些社會可能連文字都沒有，要讓到大多數人對世界的運作有具體的概念，唯有用一些人人都能夠明白的故事去表達；要讓人人都知道甚麼時候該做甚麼事，就唯有透過節慶。

太陽，代表了生命；相對的冬天，就是代表了死亡。年尾的這些節慶，其實都是建立在同一個主題，就是光明將戰勝黑暗，生命將克服死亡。

將這個故事發揮到最極致的，應該是基督信仰；聖誕是紀念耶穌降生，而耶穌代表了光明和生命。

相信這裡的讀者、聽眾有不少是有基督徒；希望你們不要介意，我絕對不是要貶低任何宗教信仰。我只不是想透過，讓大家見到其實不論是甚麼文化背景，不同的社會其實都有著一些共同的價值觀。

有信仰的朋友大可以這樣想：「耶穌基督降生於人世的日子，也代表人類的最基本信念，這絕對不是偶然的事。」

撇除了宗教的神秘面紗，對於其他人年尾的幾個節日，還有甚麼意義呢？難道就只有飲飲食食和消費購買？

許多人喜歡在新年為明年的目標起誓，但也有人覺得，要有目標，要進步，每日都可以，不用等到年尾年頭才煞有介事去做。但明白到過去幾千年的人類文明都在這個星期「送舊迎新」， new year resolution 這個現代的風俗，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姑勿論一個人有沒有宗教信仰，從形而上學的角度，光明、生命和存在等都只是一時之間的現象。反而是黑夜、死亡和消失，才是永恆和最終結的狀態。雖然有些文化，很避諱談到黑夜、死亡和消失，但要知道任何人和事，最終也逃不過的結局。亦只有能夠坦然和客觀地面對這個最終的現實，人才會對目前所擁有的，甚至乎，單純可以感受到周遭一切的事物而感到恩惠。

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不是必然存在的；This too shall pass 這四個字，叫生活在困苦中的人得到安慰，也叫生活得富足、掌握了權勢的人要知道感恩、懂得謙卑。

祝大家在黑夜最長的一日，見到光明，感受到生命，對未來有希望。

今天除了分享《金錢心理學》，同場加映就是如何教育有高「理財智商」的孩子。

《金錢心理學》 （1） 我們都是會做傻事的正常人

《金錢心理學》（2）貧富之別只在乎這個決定

《金錢心理學》系列：

今日的主題是：「與其預測未來，倒不如用接受大多數投資都忽略了的人性弱點。」

今日想跟大家講通縮和負利率的問題。

近來大陸有不少經濟學者提出各種建議，希望可以簡單地擺脫通縮。有人說存款利率要清零，更有人大膽說要將存款利率減到 -2%。

另外，張五常也公開說，人民銀行應該要為通脹定個更高的指標；首先是 6% ，然後再調到 4%。

換句話說，想解決通縮，只要令銀紙貶值；令到銀紙貶值，方法包括對存在銀行的錢罰款；罰款，就是負利率。甚至乎如果你不將錢放到銀行，央行就索性剝削貨幣的購買力，每年 6%的通脹，也就是對所有人徵收 6% 的物價稅。

究竟要怎樣做才可以將通脹率推到 6%？推到 6% 之後，又如何可以精準地調到 4% 呢？按照張五常的說法，人民銀行應該有個神奇按鈕，想通脹高低可以隨時調整。

世事假如是這麼簡單就好了。

今朝早忽然諗到一個問題：究竟係西方社會對中國充滿偏見？定係神奇國度不斷灌輸對「非我族類」嘅仇恨同歧視呢？

當然，答案亦都可以係： 「兩者都有啲。」

最近我又聽到有人話：「你哋呢啲已經唔係身在香港嘅人，無資格評論香港。」

我唔知道原來評論都要有資格。我只係知道，唔啱聽嘅話，你可以選擇唔聽；但評論真係唔需要講資格。

再者，留底嘅香港人如果可以暢所欲言嘅，真係唔會出現目前呢種情況。好多離開咗嘅人，只不過係希望用自己得到嘅自由，用自己嘅方法，繼續去關注香港。就算制度上香港已經變成神奇國度嘅一部分，都希望文化上香港人呢個身份可以繼續落去。

無錯，我認，每當我見到有人話：「離開咗就唔好咁多聲氣。」我都會覺得好唔忿氣。點解我哋走咗，就好似失去咗本來嘅身份？

我只係希望大家尊重大家嘅選擇；選擇留底都無問題，我亦都無話叫人一定要走。只不過係好多時啲人又擔心聯繫匯率又擔心呢樣個樣，我先至會話：「咁你都係走喇。」

如果唔係，我從來都唔會無喇喇建議人哋做乜做物。留底係選擇，係自由，人哋嘅選擇，唔關任何人事？

而我最擔心係，終有一日會有留低嘅人話：「你哋離開咗嘅，無資格叫自己做香港人。」

而每當我咁講，就一定會有另一班自以為嘅人話：「離開咗，就融入當地社會喇。」

我知道呢種人叫人走咗就唔好望返轉頭嘅人，心底裡可能覺得自己好巴閉，亦都有多少睇唔起啲留底嘅人，覺得佢哋自己攞嚟。有時我亦都會諗，選擇留港嘅朋友，最憎就係呢種嘴臉。

我一早已經係美國人，有呢度嘅生活。只不過，自己早就過咗適應美國生活嘅階段，唔會再成日攞外國生活點滴出來講。因為對我來講，美國已經唔係「外國」。

（加拿大就係外國喇；我自從上個月去咗多倫多一轉，依家個 Facebook 仲未睇到新聞；真係頂佢個肺。）

諗返好多年前，我仍然響香港生活，有一班活在平衡時空嘅 expat 朋友，佢哋可能住咗響香港幾十年，但佢哋嘅生活同工作圈子，同我哋嘅完全唔一樣；佢哋有自己嘅一班人，玩嘅食嘅，同我哋都完全唔一樣。

雖然佢哋大家多都唔識廣東話，唔識中文，最多都係識幾句粗口，「🈲 你老母」、「仆街」、「死鬼佬」等等；雖然係咁，佢哋仍然會覺得自己都係香港人。當然，作為一個唔識廣東話嘅香港人，佢哋亦多少都「甩」唔到自己本來係加拿大人、澳洲人、日本人等等嘅身份。

Cosmopolitanism ，就係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幾個身份而互相之間唔會有衝突；呢個亦係香港本來嘅獨特之處。

之後就有一班人，日日夜夜強調「首先你係中國人」。當呢個概念就越來越強烈，亦都引起咗一種反作用力，就係「香港人」嘅身份認同。

坦白講，自從 2010 年左右，就開始有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嘅現象；我對呢個趨勢一直都有啲矛盾。一方面，我成世人都係第一次對一個身份有咁強烈嘅感覺，但另一方面理性話畀我知，通常呢啲咁澎湃嘅群眾情緒，往往會有佢嘅排他性。

之前我分享過，返到美國之後，久不久都會遇到啲「唔識講廣東話嘅香港人」。有啲讀者覺得好奇怪，但佢哋睇睇吓先至明白，原來我講緊係啲 expat 「鬼佬」。

諗深一層，大家究竟有冇當過佢哋係香港人呢？正如我以上所講，佢哋真心覺得自己係香港人。

抑或，我哋當中都越來越多人鍾意話邊啲人無資格叫自己做香港人？

我自己就覺得，如果我哋真係好關心香港人呢個身份，唔會想香港人呢個身份，只係得返一代人嘅時間，香港人呢個定義，最好盡量寬鬆一啲喇。

以我自己嘅觀察，好多移民第二代，好快都忘記咗自己香港人呢個身份。甚至乎，我對自己啲仔女都一樣，從來無刻意要灌輸過任何身份認同畀佢哋，甚至乎香港嘅歷史係乜，我都係留返佢哋如果有興趣嘅話，自己去慢慢發掘。

因為我唔想自己變咗好似啲神奇國民咁，成日同人講，唔好忘記自己係一X國個人！

返去最開頭嘅一個問題，究竟係外面嘅世界對中國充滿偏見，定係呢個文化好容易變得排外呢？

究竟排外情緒係點樣形成？有冇見過啲人，只要見到有少少分別，都要攞出來放到有咁大得咁大？又有冇見過啲人，成日開口埋口就話邊個有冇資格講啲乜嘢？

假如你見到一啲人，見到一啲事，會令你覺得好唔開心，覺得好反感，你第一件事唔係爆發，唔係反抗，而係反省自己，會唔會不知不覺間變咗自己最睇唔起個種人。

假如你好不屑小粉紅嘅所作所為，千祈唔好令自己變成一個憤怒嘅民族主義者；立場唔同但行為一樣，係唔會令你啲為人變得更加高尚。

另外，既然香港人嘅民族主義已經出現，我哋可以做嘅，就係令呢個身份，呢個文化，變成有咁開放得咁開放，有咁包容得咁包容。但千祈唔好誤會，我係講文化上嘅開放同包容，而唔係叫大家共同富裕做大愛左膠。

否則，一代人之內，外面嘅世界唔會再有香港人，牆內就更加唔會有香港人。可能有人覺得，香港嘅宿命就係咁。但至少我哋唔會用自己嘅一雙手，去幫北京扼殺香港人嘅身份。

今天，我選擇了五個題目進行討論；有些是不同觀眾朋友提問的，有些則是我自己覺得這個時候談及也恰當，就放在一起講。

一，南韓有一個隻恆生國企指數掛鉤的ELN爆煲了；其實不是真的爆煲，只不過是那些買了這個ELN的人認為被誤導了，因為當時的宣傳是，除非出現香港或世界末日，否則你不會輸錢。結果真的輸了錢，金額非常大，總金額過百億美元。

二，美國證監終於批准了比特幣的ETF，有人問，應不應該買一些呢？

三，同樣是非常新鮮的，就是香港大學王于漸、鄧希偉等人發布了一份名為《香港經濟綠皮書》的報告。我只略略看過裡面的內容；他們這份綠皮書中提出的一些觀點，有些我贊同，但也有些不同的看法。

四，有人問我如何看待台灣選舉，尤其是加上馬英九表示台灣人應該信任習近平。

最後，是一個比較個人的分享；有讀者在Substack上問關於海外香港人的身份問題；比如 ABC、離散港人或者以前的老華僑，究竟有什麼不同，我也順便分享一些個人的感受。

今日分享四個題目（嘩，好多呀）：

（1）有條友嫌香港唔夠大鑊，建議用外匯基金買港股；

（2）據路（邊）透社報導，有銀行開始唔外高槓桿地產商落雨收遮，但實情又係點？

（3）財赤．加稅．港官心態；當大家對資產增值稅議論紛紛，政府好似靜晒咁，再加上以上所講嘅兩件事，係唔係有啲巧合呢？

（4）最後，回答讀者嘅問題，包括 BitCoin ETF 、同埋之前一篇文裡面提到嘅一個哲學少少嘅觀點；我話好多人以為金融財經係建基於信任，但其實更現實嘅觀點係應該話，金融財經嘅內功心法係「或然率」而唔係信任。究竟乜嘢係金融財經？

緣起

今日我想同大家講的題目是垃圾稅。

我發現很多讀者和聽眾，一早都已經見到這個政策將帶來的各種問題。但今天我不只是想一味的鬧、鬧、鬧、鬧、鬧，而是從另一個角度去了解這個政府是如何運作，以及香港目前的根本問題。

首先，最重要的討論點，就是這個所謂垃圾收費的動機究竟是甚麼。假如根據政府的說法，他們的動機除了環保，還有減少碳排放和綠色就業。

減少碳排放和綠色就業這兩個理由，一聽就知道是為了「交功課」；所謂「交功課」，就是為了向北京表示，香港也有為國家政策付出；當然北京是否認為這些功課交得足，又是另一回事。至少，這兩個所謂政策目的，我可以寫包單，在可見將來都不會有人去衡量政策的成效。事實上，香港絕大多數的公共政策，都是「做咗當得咗」。

曾蔭權在 2007 年開設環保局，目的不是為了環保。幾乎可以肯定地說，1997 年之後，香港政府每個政策局的出現，必然是為了配合中共的需要。當時中共已經清楚見到，在國際政治層面，將有很多以環保為綱領的議題。所以與其被動地等待歐美國家主導了話說權，不如主動出擊。甚至乎，歐美各國的以環保掛帥的政策，很多都是既得利益者在背後的巧取豪奪；只不過中共也希望分一杯羹。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氣候變化「完全」是一場騙局。我只是說有不少政工作者、尋租者、甚至獨裁者都見到這是廿一世紀的機遇。遠的不說，現正在瑞士 Davos 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其中一個老是常出現的關鍵詞就是「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或許真的是影響著地球的生態平衡，但在人類真正出現危機之前，政工作者和尋租者已經見到了當中的商機，也有人從中得到了豐厚的回報。說到這裡，不得不佩服 Elon Musk 的眼光；假如說氣候變化這個命題有個大贏家，我會提名地球首富；他甚至乎不糾纏於一般人的所謂氣候變化，而是將整個 narrative 提升到星際人類文明的層次。

當然，也要配合上 2009 年之後的超級泡沫，才會有 Elon Musk 這個神話。

初期

在遠東的這一隅，當然也有不少人打著環保的名義搵錢；總之，大有大做，細有細做。

早在 2008 年 7 月，政府已經通過了「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由從通過到首階段執行，實際上用了好幾年時間。所謂的「生產者責任」又或者「污染者自負」，都是將道德上的責任，推給市民或商界；這個政府有時候還是很懂得玩弄語言藝術。

這一系列政策的頭炮是「膠袋稅」。但大家不要少看了超市購物時付的五毫子。當時我們有位很反對這項政策的朋友，直接了當的地向時任環境局局長的邱騰華問：「政府借此一著，成功地開始了透過超市等零售點徵收稅項的政策實驗，下一步要開徵銷售稅又多了一個經驗吧。」

邱騰華當然沒有正面回應；甚至是一點反應都沒有。我一直都覺得，外界以為環保局是閒角，但實情是當年眾多司局長當中，邱騰華的條件是不俗的，而經由他推行的政策，統統都是看似「人畜無害」，但就像一個棋力甚高的棋士，每一著都有後著，很精彩的。

其實推「膠袋稅」時時我已經有個疑問：「假如零售商陽奉陰為，政府究竟會用多少資源去執法？又或者，政策最終對環境的正面影響有多大？」

總之，結果是政府很成功地推行了一次借私人零售企業代政府收稅的實驗，而且幾乎是不花費官方任何資源。與此同時，環保局也成功搭建了一個借環保為名的道德高地，讓一眾機會主義者爬上去賣「瑞士山區肺」。

但比起香港其他的巧取豪奪，借環保為名搵著數，相對也只是蠅頭小利；算了吧，在這個尋租者樂園，很多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

借環保為名的一系列另類稅收，還有一個聽起來更好聽、更長的名字，就是「都市固體廢物徵費」； 繼膠袋稅之後，就是「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其實十年前，環保署已經聲稱會推出所謂的「綠在區區」，可惜所涵蓋的範圍一直還是非常狹窄。當初推出「綠在區區」，就是為了配合所謂的「產品環保責任」，因為當時很多市民說：「你要市民不要甚麼都當垃圾送到堆填區，問題是香港有沒有途徑讓我們將這些沒有用的東西回收重用？」

結果，政府還是急急地在 2018 年 8 月 1 日實行第二階段的另類環保稅，也就是所謂的「四電一腦」徵費計劃，範圍包括冷氣機、雪櫃、洗衣機、電視機、電腦、列印機、掃描機和螢幕等的「受管制電器」。為甚麼不包括電水壺、電暖爐、多士爐等等呢？

當然，要找個理由，一定可以；但亦沒有人可以肯定，未來不會有更多的「受管制電器」，畢竟在今時今日，有甚麼電器不是智能產品？

「四電一腦」的具體執行，就是由賣電器的，代政府收一百幾十元所謂「循環再造徵費」，並且「免費」代消費者回收舊的「受管制電器」。與此同時，政府撥款於屯門興建 WEEE．PARK ，並交由一間中標的公司營運。

記得在最初，就曾經發生承辦了 WEEE．PARK 的歐綠環保，因未能處理收來的電器，要積存在九龍灣的貨倉。當時亦有其他回收商指，政府厚此薄彼，嫌有不公允之處。但我也有理由相信，背後發功發動輿論攻擊這間中標的歐陸保，其實也是同行的其他競爭對手。畢竟今時今日香港太多分配資源的決定，已經不是單純憑市場邏輯，暗黑公關帶風向自然有價有市。

此外，「四電一腦」的「生產者責任計劃」，變相就是對個別產品徵收銷售稅；記得當年也有人提出，政策很可能會令這幾種電器的供應和銷售進一步壟斷。當賣電器的商家有責任回收舊電器，具規模的連鎖店自然有更多的空間去吸納增加了的營商成本。結果，政府有意無意地又創造了一個尋租的機會。記得在 2000 年後，香港的零售界曾經就平行進口有過一場辯論，有行貨供應商投訴平行進口商（即水貨商）構成不公平競爭，呼籲政府限制平行進口。

雖然政府沒有正面回應有關訴求，但是「生產者責任計劃」這一招，最終的確可以將平行進口商趕盡殺絕。

香港究竟是怎樣變成一個尋租經濟？以上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我不是說相關的每一項政策在制訂的時間，都已經想早了要扼殺市場競爭。只不過每一項政策都有成本，而不同的企業在應付這些政策成本的能力也有分別。反之，有些企業的確是很懂得從政府「搵著數」，甚至乎是公帑的寄生蟲，那些科技券、醫療券之類，都助長不少這種借政策謀取暴利的商人。

總之，越複雜的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就越容易出現各種預料不到的問題。

垃圾收費

政府徵收各種另類消費稅的理由，都是：「堆填區快滿了。」問題是，堆填區裡面最多的垃圾是甚麼？

另外一個我今天想提出的問題是：「我們直覺會只要增加了收費，人們就會減少扔垃圾。但如果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消費者購買的各種不同日用產品中，有多少是我們可以積極地減少廢物的產生？」

很多時候，我們在日常消費品中，最多的廢物其實來自包裝材料。過去傳統零售模式，商品要吸引消費者注意，包裝尺寸往往較大。但在今天，很多購物都是網購，已經不再需要在貨架上搶焦點，生產商亦盡量減少非必要的包裝。過去環保人士投訴的過度包裝問題，現在已經不再那麼普遍了。

雖然有些包裝物料看似多餘，但其實有它們的實際考慮。首先是在運輸過程中保護商品；無論是食品、電器還是其他產品。如果沒有這樣的需求，商家本不會無端端花這筆錢。

香港的消費品大多是進口的，我們在購物的時候，是否有選擇可以使用較少包裝物料的產品？消費者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政府徵收垃圾稅，也不代表市民能夠減少垃圾。實際上，這一筆費用，變相就是對市民開徵的新稅種。而且這種稅，有理由相信是累退性質的；換句話說，越是低收入的家庭，比例上的負擔也越高。

即使是真心想支持環保的市民，似乎也對垃圾收費有諸多疑慮。可以這樣說，從觀察政策設計到推行，政府似乎都只是在沒有真正用心考慮這些細節問題，也沒有考慮可能產生的反效果。

垃圾稅的具體執行，我認為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是「習慣形成」（habit forming）。膠袋稅或許真的可以令大家都習慣自備購物袋，畢竟零售商有自身的利益去收那一筆稅款，反正又不用上繳到政府。但今次第三階段的垃圾稅卻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棄置垃圾的環境、場合有很多的變數，要在這個前提下改變群眾的集體習慣，難度將會高很多。

許多香港市民已經預見將會發生的問題，包括：會不會有人將垃圾丟到街上？雖然這是違法的，但政府有能力阻止某些地區的人這樣做嗎？又會不會有些住得遠一點的，索性自己做土法焚化爐？又或者在那些鄉村有人自製堆填區？你說不可能嗎？誰知道？又或者，商場和公眾地方會否將垃圾桶收起來？甚至乎，會不會有更多人將更多的東西直接沖進廁所？

有些擔憂雖然聽上去極端，但在今時今日的社會，我也不敢說甚麼事情是不可能發生。要知道，香港人口密集，即使每個人的行為只有微小的改變，累積起來也會產生巨大影響。

有些物業管理公司本來有打算，如果屋苑有人不按規矩用官定的垃圾袋，就由管理公司以一個大垃圾袋來「包底」；其實這種由物業管理公司負責整體處理的做法，合情合理，但偏偏環保署卻反對。

我也有細心思考過，為甚麼政府不允許民間用以上的折衷方案去解決問題？我想官僚的本性，就是不喜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任何偏離官僚主觀願望的做法，都會令他們條件反射地感到不安；官僚總有奇怪的職業病，有時他們會無視任何副作用的可能性，但有時他們又怕一切都不似預期。所以，他們也變成了病態的控制狂。

物業管理公司提出「包底方案」，其實很簡單，只是為了減少麻煩。如果在他們管理的範圍內有人亂扔垃圾，最終是誰來負責？誰來收拾？雖然他們有責任維護管理地區的環境，但他們無權力罰款。當然，他們可以報警或報告食環部門，但如果物業公司每次都要這樣做，恐怕全港的屋苑每日都要召喚垃圾袋特警去調查那一家人不守政府的完善法規。

單憑這一件小事就可以見到，這個所謂第三階段的垃圾收費，主事官員既沒有認真考慮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也沒有想到執行的細節。

再舉多一個例子；官員想到讓每個小學生都帶一個官方指定的垃圾袋回家，就當作是公眾教育。問題是，香港應該有不少獨居長者的家庭吧。他們又那裡來的小學生給爺爺嬤嬤公公婆婆進行教育？

也有讀者和聽眾向我說，他們覺得政府鼓勵鄰居互相檢舉這件事很噁心，很可惡。我只是擔心，假如有一日發生了鄰居之間為了這個問題大打出手甚至造成傷亡，官員會覺得好過嗎？還是他們會認為：「為甚麼大家不乖乖的守法？」

又或者，大家都知道政府指定膠袋的價錢，貴過一個普通膠袋好多好多。已經有人說，在淘寶買來的便宜貨應該有市場吧。甚至乎，轉手再賣出去，可能一樣是很好賺的生意。可能官員又會說：「犯法嘅事你哋千祈唔好做。」但我也想提醒各位官員，今次犯法的那些人，很可能是一直以來很支持政府的那一些藍朋友和小粉紅。

假如說現今的特區政府有一件事是緊隨北京，那就是學會如何製造敵人。

說到這裡，考考大家記不記得垃圾稅有三個政策目的？減少製造垃圾？似乎結果只是將垃圾的問題，變成了社會的問題。另外兩個政策目的呢？製造綠色就業？排少碳排放？恐怕負責這項政策的官員，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正如在今日一開始所講，我不想只是一味的鬧、鬧、鬧、鬧、鬧。更重要是從這件事見到一些更根本的問題。

最根本的問題是，當官僚和制度周邊的既得利益者一旦出現，他們就會不斷地為自己製造存在的意義。那怕是明明是平常人都見到行不通的政策，一樣強行通過。反正承擔代價的是大眾，官僚和既得利益者可以為了不成比例的蠅頭小利而扭曲社會。他們甚至會站在道德高地上，說人民不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

當政策出現反映果，政府也只會怪市民不配合，卻從來不會想到，政策首要考慮，是理順群眾和小眾的利益；這才是真正的兼顧大局，平衡利益。再者，今時今日的社會，已經不再是從前那麼簡單，政策的設計和執行，也不再是過往那樣只要想一、兩句口號就可以暪天過海。或許在那個資訊不流通的神奇國度，口號治國仍然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在香港，尤其是政府如此弱勢，如此缺乏認受和公信，做官的如果「做咗當得做」，市民是分得出的。當市民見到政策根本上與所講的完全是兩碼子事，執行時錯漏百出，最終也會令每個人有更大藉口去鑽空各種漏洞。

一個本來高效有序的香港，就是如此淪落到今日的困境。

我向來很少做具體的預測，因為我自己不相任何人有預測未來的能力；尤其是涉及到社會的現象，未來還沒有定案，很多事情仍然在發展當中。一旦我們對社會事情未來作出了預測，很容易會有 confirmation bias ，令自己選擇性地去接收資訊，影響對事情的即時判斷。所以，那些言之鑿鑿說恒指會見多少點，Bitcoin會值多少錢等的預測，其實是沒有意思，亦不是我想講的預測。

但今天，我想破例講港股的未來，亦跟進早兩日在直播中講到，有政工作者提出用外匯基金買港股這件事。

重複多一次，外匯基金的用途不是用來托市，不是用來調控經濟；外匯基金只有一個用途，就是捍衛港元聯繫匯率。所以，當有政工作者提出，趁市場冷清，不如動用 5% 的外匯基金去買港股，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只是將這個講法，當作是一般政工作者搶焦點的一個行為。

但後來我卻覺得有點不尋常。

阿根廷總統 Javier Milei 在 2024 年瑞士 Davos 世界經濟論壇的發言在網上瘋傳（至少在我的圈子是）；其實在某程度上，他是在批評在場的幾乎每個人。

我膽粗粗的將這篇發言譯成廣東話。雖然未必所有人都完全認同裡面的每一個觀點，但相信這裡的朋友多少也應該有點共鳴。

另外，他在中後段花了很多篇幅去講新古典經濟學和市場失效；這個題目恐怕我要另事再解釋了。

事不宜遲，去片 👇🏻

大家好。今日我嚟到呢度，係想通知大家一聲，西方社會正面臨一個重大威脅；呢個威脅嘅起因係，本應保護西方社會價值觀嘅人，已經被另一種價值觀同化咗，繼續落去一定會變成社會主義，結果係貧窮同經濟上嘅剝削。

可惜係，近幾十年來，西方社會主要領袖，有啲出於幫助他人嘅好意，或者係有啲只係想打入特權階層，放棄咗自由，轉而追求各種唔同版本，所謂嘅集體主義。我嚟到呢度係想話畀大家知，集體主義從來都唔係解決問題嘅方法；相反，呢種諗法正正係各種問題嘅最根本嘅成因。

信我，冇人比我哋阿根廷人更適合喺呢兩個問題去做見證。1860年，我哋擁抱自由，35年內我哋成為咗世界上首屈一指嘅經濟力量。而過去一個世紀以來阿根廷擁抱集體主義，我哋見到阿根廷嘅人民點樣有系統咁窮落下，經濟排名插水到世界嘅第140位。但喺我哋繼續討論落去之前，好重要嘅係首先睇吓證據，睇吓點解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唔單止可以結束全球貧窮，更重要係呢個亦係道德上唯一可取制度。

回顧經濟發展嘅歷史，我哋可以見到由公元零年到大約1800年，全球人均 GDP 基本上係一啲都無增長。從經濟增長嘅圖表，會見到一個所謂「曲棍球棒」嘅形狀，即係有九成嘅時間係一條橫線咁，去到十九世紀先開始急劇上升；當中停滯不前嘅日子，唯一例外，就係十五世紀末發現美洲嘅時間。

當資本主義漸漸被接納，就出現爆炸式嘅財富增長；分析數據就更加會見到，增長嘅速度有增無減。由公元零年至1800年期間，全球人均 GDP 增長率保持每年大約 0.2% 嘅水平，即係基本上冇增長。到咗十九世紀，隨著工業革命，GDP 平均增長率達到每年 0.66%；按呢個速度，全球人均 GDP 倍增嘅時間大約係 107 年。1950 年，全球人均 GDP 平均增長率升到每年 1.66%；我哋唔再需要 107 年去倍增全球人均 GDP，而係 66 年。由 1950 年到 2000 年期間，增長率為每年 2.1 %，意味著喺短短 33 年內，我哋就可以將全球人均 GDP 倍增。

呢個趨勢，唔單止無停落嚟，而且係直到今日仍然繼續緊。睇返由 2000 年到 2023 年嘅時期，全球人均 GDP 嘅增長率再次升到每年 3%，意味我哋只需要 23 年時間就可以將全球人均 GDP 倍增。由 1800 年，即係工業革命，到今日，全球人均 GDP 增加咗超過 15倍，令九成嘅世界人口擺脫貧窮。

有件事我哋永遠都唔應該忘記。直到 1800 年，世界有 95% 嘅人口生活喺極端貧窮中，而去到 2020 年疫情之前，呢個數字下降到 5%；結論顯然易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系，非但唔係社會問題嘅根源，而且係我哋唯一嘅工具，可以用來終結全球嘅飢餓、貧窮同困苦。證據確鑿毋庸置疑，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喺生產方面嘅優越。

左翼教條（Doxa）攻擊資本主義，話資本主義有道德上嘅問題；詆毀話資本主義係不公義。佢哋話資本主義壞，因為係個人主義，而集體主義就係好，因為集體主義係「利他」；所以佢哋要追求社會公義。但係當發達國家近來先至流行呢啲觀念，喺我嘅國家阿根廷，呢啲政治語言已經流行咗超過 80 年。真正嘅問題係，所謂「社會公義」先至係不公義，更無助於社會大眾嘅福祉。所謂「社會公義」本質上先係暴力。政府嘅資源來自稅收，而稅收一定係強制性。試問有邊個人會面不紅氣不喘咁話，群眾係完全出於自願去交稅？以上嘅推論亦意味著，政府只可以通過強迫嘅手段去獲取資源；當稅收負擔愈高，強制性嘅意味就愈強烈，自由亦愈係萎縮。

提倡社會公義嘅人，以為經濟好似一塊可以用唔同方式去分配嘅蛋糕；但係佢哋唔會去諗，呢件蛋糕都要有人去整出來，唔係現成㗎！正如 Israel Kirshner 所講，財富並唔係一個固定嘅概念，而係經過市場發現過程中所形成。如果一間公司提供嘅商品或服務唔受歡迎，佢只有求變去迎合市場需求，如果唔係就只有破產收場；企業要創造高質量嘅產品，用一個好嘅價格，增加產品嘅吸引力，得咗，就生產更多。所以，市場係一個不斷發現嘅過程，喺其中資本家就透過行動去發現正確嘅方向。但係，如果政府懲罰成功嘅資本家，阻礙佢哋去推陳出新，破壞佢嘅尋求利潤嘅動機，結果係，佢哋會生產得更少，個蛋糕會更細，最終招致社會整體嘅損失。集體主義壓抑市場發現嘅過程，唔畀資本家攞返自己應得嘅利益，其實等於縛住企業家雙手，唔畀佢哋佢哋用更好嘅價格，生產更好嘅商品，去提供更好嘅服務。

既然資本主義呢種經濟體系，唔單止令全球九成人擺脫極端貧窮，而且速度越來越快，與此同時又公平，同道德上亦更加優越；咁樣嘅話，點解學界、國際組織、政治經濟嘅理論家，會群起攻之，要將呢種經濟體系妖魔化？

多得資本主義，世界正處於最好嘅時刻；歷史上從未出現過比我哋今日所生活嘅時代更加繁榮境況。今日嘅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自由、更富裕、更和平同更繁榮。對所有人來講都係咁，尤其係個啲尊重經濟自由同個人財產權嘅自由國家；平均來講，自由嘅國家比專制嘅國家更加富裕，兩者之差有十二倍咁多。

自由國家嘅人民生活，好過專制政權之下嘅九成人。用一般嘅標準去衡量，自由國家嘅貧窮人口比例係專制嘅國家嘅 1/25；如果用嚴格嘅標準，自由國家嘅貧窮人口比例更只有專制嘅國家嘅 1/50 。但如果咁都唔夠說服力嘅，我畀多個數據就係，自由國家嘅人民，平均壽命比專制國家嘅人民長 25%。

假如要知道我哋捍衛緊啲乜嘢，重要嘅係要搞清楚我哋講自由主義係乜嘢意思。我借用阿根廷史上最有影響力嘅自由主義嘅倡導者，Alberto Bengas Lynch 教授嘅講法；佢認為，自由主義係基於唔侵害他人嘅原則，尊重其他人嘅人生目標，捍衛每個人對自己生命、自由同財產權嘅權利，制度上嘅展現就係私有財產、政府唔干預嘅自由市場、自由競爭、分工同社會合作，只有透過用更好嘅價格，提供更好質量嘅商品同服務畀其他人，先至可以成功。

換句話講，資本家、成功嘅企業家，對整個社會嘅福祉有所貢獻。簡單嚟講，一個成功嘅企業家係一個英雄。呢個就係我哋希望阿根廷未來會接納嘅模式；一個建基於自由主義原則嘅模式，捍衛生命、自由同財產。

但既然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一直係全球根除貧窮咁有用嘅工具，而我哋而家又正處於人類歷史上最美好嘅時光，點解我仲要話呢個係西方社會嘅危機？

不同嘅政治同經濟既得利益者，由於佢哋對理論嘅錯誤，以及對權力嘅野心，一直破壞自由，並且為社會主義中門大開，結果好可能係將我哋置於貧窮、悲慘同停滯當中。無論係乜嘢時間地點，社會主義總係帶來貧窮，失敗。所有嘗試社會主義嘅國家，經濟上係失敗，社會上失敗，文化上亦失敗，更加殺死咗超過一億人。

西方社會今日嘅主要問題係，我哋唔單止要對抗個啲即使現實擺在眼前都仲係要信社會主義嘅人，仲有嗰啲領袖、思想家同學者；佢哋用扭曲嘅理論為自己做擋箭牌，繼續去破壞呢個賦予我哋史上最大財富同繁榮嘅經濟體系。

我所指嘅理論框架，就係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呢套理論有意無意之下，令到社會主義進一步蔓延，令社會退化。

新古典主義嘅問題在於，由於佢哋迷信嘅模型同現實脫節，然後佢哋班信徒就將概念上錯誤，講到係所謂嘅「市場失效」。佢哋唔去睇吓自己構想出來嘅模型有啲乜嘢問題，反而走去諗點樣用規管去糾正「市場失效」，而呢啲規管令市場價格更多扭曲，更偏離現實，影響經濟計算，影響埋儲蓄、投資同發展嘅決定。問題嘅根本源於，呢班所謂嘅經濟學家其實都唔係好了解市場係咩；因為如果理解乜嘢係市場運作，就會秒速明白唔 可能有佢哋口中嘅「市場失效」。

市場，不單係圖表上嘅供應曲線同需求曲線。市場係一個社會合作機制，喺其中嘅人自願交易，互通有無。如果用呢個定義，市場失敗根本係一個自相矛盾嘅語言偽術；只要交易係你情我願，就唔係「市場失效」。唯一可能出現「市場失效」嘅情況係，就係有人被迫，而社會裡面唯一具有普遍強制能力嘅，就係政府。

所以，如果有人話自己搵到「市場失效」嘅證據，我會建議佢哋睇下，當中有冇搵到政府干預嘅痕跡。如果冇發現政府干預嘅痕跡，建議重新由頭睇一次，定義上呢結論係不合邏輯，因為「市場失效」根本唔存在。

新古典主義者好鍾意引用所謂「市場失效」嘅例子，其中一個係市場力量集中少數企業嘅情況。但係如果冇呢個經濟規模效益遞增嘅現象，我哋亦唔可能見到自 1800 年到今天嘅經濟增長現象。

由 1800 年開始，全球人口增加咗八、九倍，人均收入增長了超過十五倍；貧窮人口比例由 95% ，降到5%。經濟規模效益遞增，亦意味會有市場集中結構嘅出現，有啲人會叫呢種現象做「壟斷」；但呢種帶來咁多好處嘅事，點解按照新古典經濟理論，會被認為係「市場失效」嘅？

喂，各位新古典經濟學派嘅朋友，係時候要跳出你哋嘅框架思考喇。當你哋迷信嘅模型失效，就唔好對現實發脾氣，試吓對你哋啲模型發脾氣，睇吓可唔可以改變佢哋？新古典經濟學模型嘅困境源於，佢哋呢班人試圖針對所謂「市場失效」去提升市場運作，咁做唔單止為社會主義中門大開，而且長遠仲會破壞經濟增長。例如，規管壟斷，拆散佢哋嘅利潤，削減佢哋嘅經濟規模效益，最終一定會降低經濟增長。換句話說，每次佢哋想糾正一個根本唔存在嘅「市場失效」，無論係因為佢哋唔瞭解市場，定係因為佢哋太過沉迷自己構想嘅完美市場模型，其實佢哋都係為社會主義鋪路，帶領人民走向貧窮。

就算理論證明政府干預有害無益，就算證據又實證埋政府干預會失敗收場，集體主義嘅信徒都唔會認為人民應該有更多自由，相反佢哋會諗出更多嘅規管，令情況變得更糾結，出現惡性循環，直到我哋全部人都窮到無得再窮，要依賴呢班坐喺豪華辦公室嘅官僚階級。

集體主義有幾唔得就係人都見到，自由世界有幾進步亦毋庸置疑，所以社會主義信徒亦都改變咗佢哋嘅綱領；佢哋放棄咗階級鬥爭，取而代之係其他嘅所謂矛盾，呢啲新嘅綱領，對社會同經濟增長，一樣咁有殺傷力。

佢哋第一條戰線，就係好荒謬，好唔自然咁，要男人同女人鬥爭。其實自由主義已經確立咗性別之間嘅平等；我哋所信嘅原則，就係建基於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被造物者賦予嘅同樣不可剝奪嘅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同財產。但激進嘅女權主義嘅綱領，要政府干預增加，阻礙咗經濟運作。不論係啲乜嘢婦女事務委員會，又或者專責呢個議題嘅國際組織，除咗為官僚提供就業機會，對社會完全冇任何貢獻。

社會主義信徒提出嘅另一個矛盾，就係人類同大自然。佢哋主張，因為人類對地球造成傷害，所以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地球，甚至主張控制人口，或甚支持墮胎。可惜，呢啲毒害咁深嘅觀念，已經深深滲透到社會。呢新馬克思主義信徒，成功地同化咗西方社會嘅常識；佢哋透過佔據媒體、文化、大學，甚至國際組織；尤其係最後一環嘅情況非常嚴重，因為呢啲國際組織對對各國嘅政治同經濟決策，有重大影響。

好彩係，喺呢啲多邊組織裡面，越來越多人敢於提出自己嘅聲音；因為如果我哋唔再直接正面咁去抗衡呢啲觀念，唯一可能嘅終局就係更多大政府、更多規管、更多社會主義、更多貧窮、更少自由，因而生活質素嘅下跌。

但不幸嘅係，西方社會已經踏上咗社會主義呢條道路。對好多人嚟講，話西方社會擁抱社會主義，聽落真係不可思議；因為傳統定義裡面嘅社會主義係一種經濟體系，當中嘅生產資源由國家同政府所擁有、支配；從呢個觀點去睇，話西方社會擁抱社會主義，真係有啲荒謬。

不過，喺我睇嚟，社會主義嘅定義有必要更新，以反映當前嘅情況。

從今日嘅環境來睇，政府唔需要控制生產嘅各種資源，都可以控制我哋每個人每日生活上嘅每一個方面。透過發行貨幣、用補貼債務、控制利率、控制價格再加上各種以糾正所謂「市場失效」嘅規管工具，政府可以控制數以億計嘅人類命運。我哋已經淪落到一個點，就喺大部分西方社會，政治上已經接受咗某種集體主義，無論佢哋自稱做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基督教民主主義、凱因斯主義、新凱因斯主義、進步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甚至全球主義，最後都冇實質分別。每個人覺得政府應該控制個人生活嘅每一方面；所有人都覺得自己個套諗法，一定會好得過兩百年來帶領人類社會發展嘅資本主義。

我今日嚟到呢度，係要邀請西方各國重拾通往繁榮嘅道路。經濟自由、制約政府同對私有財產嘅絕對尊重，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集體主義產生造成嘅貧困，唔係幻想，但亦唔係宿命。呢個係阿根廷人過去最少一百年來面對嘅現實，因為我哋行過呢條路。正如之前所講，自從我哋決定放棄令我哋富裕嘅自由原則，阿根廷就陷入咗一個下行嘅惡性循環，每天都變得更窮。呢個係我哋嘅親身經歷，所以先至要嚟呢度同警告大家，如果西方社會背棄呢一條曾經令人民富裕嘅自由之道，將會發生嘅事情就係走上奴役之路。阿根廷嘅歷史話畀我哋知，如果政府窒礙市場自由運作、窒礙自由競爭、窒礙價格嘅自由調節，無論一個國家表面上有幾多財富、自然資源、人口、能力、教育水平，又或者係中央銀行金庫裡嘅金條數量等等，最終都一定唔會成功。如果貿易受阻，如果私有財產受到攻剝削，唯一嘅結局就係貧窮。

總結嚟講，我想向所有在場嘅企業家，以及無論喺唔喺現場全世界各地睇緊我哋嘅人講，千祈唔好被政治階層或者個啲靠國家餵養嘅寄生蟲嚇倒；唔好向個啲只想延長自己權力同保留自己特權嘅政治階級屈服。你哋先至係社會恩人，你哋係英雄。你哋係我哋所經歷緊呢個人類歷史最輝煌時代嘅創造者。千祈唔好畀人話有野心就係不道德；如果你賺錢，係因為你為消費者用好嘅價格，提供咗更好嘅產品，促進咗社會福祉。唔好畀國進民退發生，政府並唔係解決問題嘅方案，政府本身先至係問題嘅根源。你哋係呢個故事嘅主角，從今日起，你哋有阿根廷作為無條件嘅盟友。

非常感謝你哋，自由萬歲。多謝。

以下呢篇「漢服之亂」，其實係舊年三月嘅一篇文章 / Podcast ；見呢排又有人著漢服周街走，唔爭在我又攞啲舊文周街貼。

你會唔會見到有英國人要著到好似十六世紀嘅人咁樣？唔會吖嘛。點解？因為咁做真係無意思。

真正文化自信，首先係：「唔需要去證明啲乜嘢。」

所謂嘅西裝，係咪英國人發明？唔知，亦唔會有人成日掛響口邊。我相信全世界對時裝嘅睇法都一樣：「你鐘意點著，絕對係你嘅自由；但笑你戇鳩，亦都係我嘅言論自由。」

所謂漢服之亂，請容許我坦白咁講：「絕對係戇鳩。」

可能有人會話：「日本人都著和服；蘇格蘭男人著裙添。點解我哋唔可以著漢服？」

可以，如果係一個自然自發嘅現象。但目前呢個所謂漢服，其實只係一班人為咁畀人見到自己好愛國愛黨，唔知可以做啲乜，唯有做到出面嘅政治表演。

再講，歷史上究竟有冇出現過所謂嘅「漢服」？

可以大膽講，元、明、清呢幾個時代，大多數人嘅穿著都應該有唔少轉變；尤其係上層社會。而依家班人所謂嘅漢服，有理由相信係幻想中嘅明代嘅服裝（圖二：明代墓穴嘅壁畫；發現地點：山西大同），你見到好似做大戲咁嘅漢服，應該都係諗多咗。

最後，乜中華人民共和國得漢人咩？其他例如維吾爾族、藏族，係唔係一樣可以發揚光大佢哋嘅文化、生活風俗同宗教信仰？

講落去，只會發現更多不方便嘅真相。其實，我都唔想畀人以為，我成日就只會針對某個神奇國度。但事實就係呢個社會，呢個政權，實在有太多不能自圖其說嘅地方。

今時今日所謂中華文化咁「濕滯」，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係：好多人都覺得現代化就等於西化。甚至我身邊嘅朋友都係咁諗。呢個深入民心嘅諗法，亦解釋咗點解神奇國度到今時今日仍然不斷強調要現代化，但唔要西化。

百幾年前，又係中學為體，洋學為用，結果係唔湯唔水，原地踏步。

究竟乜嘢係現代化？船堅炮利？2025 自主研發？佢哋就係到今日都仍然覺得，現代化，就係物質上嘅滿足。中國人對外面嘅世界，過去幾百年文學、哲學等範疇嘅進步，一概不聞不問。每每講到呢個話題，佢哋劈頭第一句就話：「西方個套有好多問題，我哋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

又或者：「西方好叻咩？殖民呀，帝國時代呀，呢啲就係佢哋野蠻嘅行為同歷史嘅血跡。」

外族即夷狄，係次等文化，呢種心態，基本上解釋咗點解神奇國度自十六世紀就開始大落後。

甚至到廿一世紀，仍然係乜都都要分東方西方；好似西方嘅嘢有問題，所以東方嘅就係答案。呢個咁嚴重嘅邏輯錯誤，呢種偽二元對立，究竟幾時先至可以收皮？

究竟乜嘢係「西方個套」？乜西方得一套咩？東方，又係唔係得一套？

文學、哲學、甚至美學等，以上所講嘅呢啲綜合就成為文化、人文素養；，就一定隨時代發展而變。廿一世紀嘅生活，自然有有廿一世紀嘅文化同習俗。所謂嘅西方東方分別，只不過係人家有不斷進步，而你就固步自封。

唔通夾硬去著十六世紀嘅裝飾，去用十六世紀嘅思維價值觀，就代表忠於傳統？其實佢哋呢啲無內涵嘅行為，只係用行動說明再之反證：「原來呢個地方嘅人，佢哋嘅人文素養，原來真係幾百年來都無進步過。」

另一個反映中華文化無法現代化嘅現象，就係過去百幾年，呢個地方上面嘅政權，精英同知識份子，都無辦法建立出一個有貫穿力嘅「中華民族」身份認同。

百幾年前尚且有個構想要「五族共和」，但百幾年後就就淪為漢民族至上主義。

結論就係，「中華民族」好難搵到最大公約數，由語言、文化到生活習慣，要十四億人用一個共同身份，基本上就只要完全拋棄歷史嘅包袱先至可以做得到，例如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

但偏偏無產階級專政又完全不可行，當一切政治謊言都行唔通，佢哋就只有返去最粗糙嘅政治，最基本嘅敵我矛盾，即係民族主義，文明嘅嬰兒病。

畢竟，構造歷史又係一個好使好用嘅政治手段。但由於歷史有太多不能面對嘅事，當中又有太多唔連貫嘅地方，結果就有好多非驢非馬嘅鬧劇，例如漢服之亂。

講到呢度，小粉紅、藍朋友可能仍然堅持：「點解唔可以宣揚傳統民族服裝？蘇格蘭人有，日本人都有喇。」

最膚淺嘅反駁係：「又話文化自信？點解忽然又用蘇格蘭人，日本人去證明自己？」

深入少少，我就會話，無錯蘇格蘭人都會著傳統服裝，但知唔知點解佢哋要做到咁出面？話說佢哋幾百年來蘇格蘭受英格蘭嘅統治，但好在無經過好似文革式嘅破壞；更重要係，過去幾百年來，蘇格蘭嘅哲學、文化，對整體人類文明進步都有貢獻。所以，人家可以既慕古又現代，亦唔會有違和感。

呢啲就真正嘅文化自信；正所謂，面，係人哋畀嘅。

日本嘅情況亦都類似。經歷過脫亞入歐嘅思潮，之後係民族主義嘅泡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敗後，又再變多一次。百幾年內，日本嘅社會同文化，經歷過三次重大嘅轉變；更重要係，到咗廿世紀嘅後半，人類文明有唔少嘢來自日本，包括流行文化。

現代嘅日本，係一個真正嘅現代社會，但現代嘅日本人亦亦無同歷史割裂；人家可以正視歷史，所以著和服去行山亦無違和感。

點解小粉紅、藍朋友嘅漢服硬係畀人一個怪異嘅感覺？原因係佢哋都唔能夠面對歷史，但又要用歷史去證明自己。

最後，有個問題我更加係百思不得其解：「神奇國度嘅美學點解係咁獨特？」

到目前為止，我唯一嘅諗到嘅解釋就係，過去百幾年來，神奇國度嘅傳統精英文化完全被摧毀，留返就只有下層社會嘅風俗；結果就係今時今日呢班人，根本唔知傳統精英社會嘅文化係乜，連古典嘅美學修養亦失傳。所以新中國嘅事物，美學嘅標準係咁粗俗，根本講唔上係美學。留意返，我所講嘅傳統精英文化嘅摧殘，唔只係 1949 以後；嚴格來講係由廿世紀初開始，甚至有人會認為，「涯山以後無中國」，即係宋末之後就已經無晒所謂嘅中華文化。

但現實啲咁分析，1919 前後，比較明顯見到中國傳統文化嘅躁鬱；當時呢片土地上僅餘嘅知識份子有兩類。新文化運動嘅一班，對傳統文化，尤其上層嘅精英文化完全不屑，甚至連漢字都覺得要改革成拼音；其實呢一派部份加入早年嘅中共，有啲漸漸消失於歷史，留低最後一班，亦都過唔到 1960 年代。

另一派，就係新儒家，亦都係元祖大中華膠，大陸個班當然係過唔到 1960 年代；當中有部份過咗去台灣，有啲留低香港。新儒家大中華膠如錢穆等人嘅觀點，包括大一統是光明偉大嘅歷史任務，遼、金等係侵犯我大中華嘅外族，分裂局面係黑暗時代等，全部都寫入中史教科書。

錢穆等人在生嘅時候，應該點都唔會想像得到，有朝一日佢哋嘅觀點，會異變成今時今日呢種奇形怪狀嘅新民族主義浪潮，成為中共嘅統治工具。

大家千祈唔好誤會，我並唔係要鞭撻新文化運動嘅旗手，又或者新儒家嘅大中華膠；又或者要大家二選一。我只係想透過今日嘅分享畀大家見到，神奇國度嘅本質，就係咁難進化。

我相信神奇國度咁難進化嘅原因，因為深層文化裡面，呢度大多數人都以為神奇國度與別不同；乜嘢都分東方西方。

佢哋深信周公制禮作樂，係人類歷史上最了不起嘅事，只要可以回到過去，就天下大同，一天光晒。呢度嘅人唔願意去了解環境點樣變化，亦唔會去了解制度會點樣影響人嘅行為，佢哋千百年來都希望有好嘅領袖，就會有好嘅政府；有好嘅政府，人民就會有好嘅生活。

如是者，神奇國度幾百年來都無進步過，幾百年來都係一個尋租社會，幾百年來都發展唔出真正嘅科學精神，幾百年來孕育唔到真正嘅人文素養。

但所謂嘅中學為體，又往往只係流於表面，例如漢服之亂。

話說我見國際能源組織最新嘅報告，話非油組國嘅原油產出量，已經超過油組國加俄羅斯；其實呢個現象有好重要嘅符號意義。當我諗到要點樣去講呢個題目嘅時候，我就諗不如借用 Daniel Yergin 本 The Quest 去講呢個題目。

The Quest 嘅第一章，一開始講嘅，就係蘇聯解體。

近來又見大家咁鍾意聽啲有歷史意味嘅演說，今個星期不如就由戈爾巴喬夫 1991 年聖誕節嘅下野演說開始。

從戈爾巴喬夫嘅主觀角度去睇，當年歷史關鍵時刻，究竟發生咗啲乜嘢事？

親愛嘅同志、各位市民，由於新形勢嘅出現，獨立國家聯邦嘅成立（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CIS），我宣布我辭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嘅總統一職。

我作出呢個決定，係出於原則上嘅考慮。我堅定支持各個共和國嘅主權、自治，但同時我亦都堅持聯邦嘅團結同統一。

但事與願違；支持分裂國家同政府嘅政治勢力佔咗上風，而我個人係無法同意呢種主張。阿拉木圖會議（Alma-Ata Protocol）嘅決議，亦都無改變到我對呢個問題嘅立場。此外，我認為咁重大嘅決定，應該要由返畀人民去表達佢哋嘅意願。

話雖如此，我仍然會繼續盡我所能，令呢個協議能夠帶真正社會和諧，並擺脫目前嘅危機，繼續推動改革進程。作為蘇聯總統最後一次向大家發言，我認為有必要表達我對自從 1985 年以來我哋走過嘅路嘅反省；特別係當中有好多矛盾、膚淺以及主觀嘅評價。

響命運嘅安排之下，當我成為國家領導人嘅時候，呢個國家已經明顯唔係咁妥當。我哋擁有好豐富嘅一切：土地、石油、天然氣，以及各種其他自然資源，而上帝亦賜予我哋大量嘅人才，偏偏我哋嘅生活卻遠遠不及發達國家，而且愈來愈落後。

原因昭然若揭：嗰個乜都要插隻手落去嘅官僚制度窒息咗我哋嘅社會，乜都要為意識形態服務咁梗係死路一條，再加上軍備競賽嘅沉重負擔。呢個政府已經到達咗佢能力嘅極限。我哋試咗一啲小修小補嘅局部改革，而且試咗好多次，但係每次都係失敗收場。國家走入迷失；我哋唔可以繼續咁樣生活落去，一切都需要徹底改變。

亦因為係咁，我從來冇後悔過，一次都冇；我冇用自己作為蘇維埃總書記嘅職位，令自己好似一個沙皇咁，統治幾年就算。我認為咁樣做係不負責任同不道德嘅。我意識到喺我哋嘅社會，展開一場咁大規模嘅改革係非常困難，甚至係冒險嘅事。直到今日，我仍然深信從歷史嘅角度，由 1985年春天開始嘅民主改革係正確嘅。

但改革一個國家，想由根本咁去改變世界，過程比預期中要複雜得多。但我哋所做過嘅事情理應得到合理嘅評價。社會得到自由，從政治同精神嘅束縛解放出來，呢個係我哋至今仍然未完全明白到嘅成就，就係因為我哋未學識點樣去運用呢一份自由。

但呢個咁具歷史意義嘅工作已經完成。剝奪呢個國家成功同繁榮機會嘅極權制度已經被取締。呢個係民主變革嘅道路上最大嘅突破。選舉嘅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代議政制、多黨制等已經近在眼前，人權亦都被確認成為是至高無上嘅原則。

我哋已經開始邁向多元化嘅經濟，各種形式嘅產權逐漸建立起來；農地改革數將以百萬畝嘅土地交返畀人民，農業復甦，自耕農重現。

生產者嘅各種經濟權利亦漸漸得到合法保障，企業家精神、股份制、私有化正迅速增長。喺將經濟模式轉向市場主導嘅同時，重要嘅係記住，呢啲一切轉變都係為咁每一個個體，但喺這個艱難時期，我哋亦都要關注社會保障，尤其係對老人家同細路仔。

我哋生活喺一個新嘅世界。冷戰已經結束，軍備競賽已經停止，亦都停止咗扭曲咗我哋嘅經濟、集體嘅感受同道德嘅瘋狂軍事化，解除咗世界大戰嘅威脅。我要再次強調，喺過渡時期，我已經做咗一切去確保核武器嘅係受到控制。

我哋開啟咗走向世界嘅大門，放棄干預人民私事，停止派遣部隊越過國界，結果係換來世界社會嘅信任、團結同尊重。

我哋呢個國家不同民族嘅人民，獲咗真正自決嘅自由，可以選擇自己嘅生活模式。尋求民主改革成為一個新嘅多民族國家嘅過程，將我哋帶到簽訂一個新嘅聯邦協議。以上所提到嘅變化背後其實有係沉重嘅壓力，係經過激烈嘅矛盾掙扎，先至可以從舊有、過時嘅對抗力量嘅手中爭取得到。

舊嘅體制崩潰咗，但新體制未能及時開始運作，目前嘅社會危機更加嚴重。

今年八月嘅政變將整體危機推到極限。呢場危機製造最大嘅裂痕，係可能會令到國家解體；而今日，我仍然擔心嘅我哋嘅人民會失去作為一個偉大國家嘅公民身份，後果對每個人來講都可以係非常嚴重。

我認為保留過去幾年嘅民主進程非常重要；呢啲成就係用我哋整個歷史嘅苦難、我哋悲慘嘅經歷嚟換取嘅。喺任何情況下，不論任何原因都唔應該放棄，否則我哋只會埋葬咗對未來美好嘅一切期望。我好坦白同直接咁同大家講，呢啲係我嘅道德責任。

今日我想對所有支持國家創新政策、參與實施民主改革嘅人民表達我嘅感激；多謝每位政治家、政治及公眾人物，以及海外嘅數以百萬計，認同並且支持我哋理念嘅人，一直以來嘅諒解同支持，並且願意開始同我哋真誠合作。

我帶著憂慮，但亦帶著希望同信念咁離開我嘅職位。我信任你哋嘅智慧同精神力量。我哋係一個偉大文明嘅繼承者，而呢個文明能否重生成為一個新嘅、現代嘅、有尊嚴嘅社會，就視乎我哋每個人今後嘅作為。

我衷心感激每一位多年來為咗正義而同我並肩作戰嘅戰友；過去有啲錯誤的確可以避免，有啲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堅信，遲早我哋共同嘅努力會開花結果，我哋嘅民族將會係一個繁榮同民主嘅社會。

我祝願各位一切順利。

昨天我在直播的時候其實都有提到，「有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之路」這個說法，令我非常之不安。

我甚至直覺地認為，不是因為股市下跌而令到北京緊張起來，而是反過來想，是因為北京有這個說法，才導致市場下跌。換句話說，近來表現疲弱的股市，只是反映了未來可能發生的衝擊。

問題就是，北京為甚麼在這個時候要推動這個議題？

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討關於小粉紅對法律的奇異觀念。

相信大家已經在網上看到，有幾位小粉紅大鬧英國；話說有一位鋼琴表演者，原本只是拍攝自己在彈琴，然後有幾個小粉紅走進鏡頭，要求人家刪除影片，被聲稱侵犯了他們的肖像權和隱私權。

當然，我們可以像某些人那樣，情緒化發洩，但這件事其實反映也了這幾個小粉紅對法律「即興」的解釋。很多人對法律，往往是基於一些道聽途說得來的零碎的概念，甚至乎只是按字面去理解，無限延伸地自我想象的概念。這幾個小粉紅，很可能曾經聽過私隱這個概念，然後當他們想要別人刪除錄影片段的時候，就搬出這個好像堂而皇之的理由。

我夠膽講，他們幾個在中國大陸，不會那麼強調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正面一點去想，可能他們真的相信，在英國人權是得到保障，包括了他們想像出來的所謂的肖像權和隱私。

另一個相關的話題，就是很多人忽然間才發現，由今個月底開始，大陸法院有關債務的判決，也可以經由香港的法院執行。其實這個所謂的協議，早在去年底已經簽訂。香港只有很少的傳媒報道。官方的講法是，這個《內地與香港判決互認安排》，既是一國兩制的優勢，又可以「簡單、易明、清晰、有效地」讓當事人追討金錢或權益，「省卻漫長又複雜的審訊過程 」。

很多人戲稱這是「資產送中」。但我認為這不僅僅是資產問題，更讓人擔憂的是，為甚麼大家對此如此憂心？

將這兩個事件放在一起，今日討論的不僅是幾個小粉紅在英國的野蠻行為，更重要的是要問：「為甚麼神奇國度的法律觀念總是讓人有種窒息的感覺？」

我最近聽了一個 Podcast，被訪問的嘉賓好像很了解中國，大談中國計劃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將所謂的「去美元化」講到是甚麼國家安全，甚麼戰略性舉措。當然，這種論點也不是第一次聽到，而每次我都有同樣的疑問：「為甚麼至今仍然有那麼多人相信，只要是中共想做的事，最終都一定會做得到？」

或許，那位被訪問的，對中國有一定的了解，但我有理由相信她不太了解貨幣是如何運作的。

有些我們每日都用的東西，例如錢，很多人其實不了解它們是怎樣運作的。

今日我希望用一個簡單的比喻，讓大家明白到甚麼是錢？為甚麼會出現國際交易貨幣？為甚麼有些國家想去美元化？

藍朋友、小粉紅，甚至到很多其他人，直覺會說是因為神奇國度的官員怕被制裁；但今日我想大家可以有多一個角度去了解這個問題。

最後，因為昨天講經濟學族譜時忘記了講甚麼是制度經濟學派和公共選擇學派，今日順便用這個例子，蜻蜓點水式的講兩句。

在早兩個星期就已經有傳聞指，中國大陸將會設立一個兩萬億的平准基金；在沒有任何實質的事情出來之前，又已經再傳出說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一次救市行動，還召見了中國大陸的財金監管官員，尤其是中證監的負責人。

看到這些新聞，其實我也有一個疑問，究竟叫監管機構出來，是可以怎樣救市呢？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其實很多網絡上的評論都有問：「為甚麼中國政府到現在都不減息、降準去振興資產市場呢？」今天其實就是想逐一解答這些問題。還有一點就是之前我也講過，中國大陸其實現在走的方向，類似當年日本在經濟泡沫爆破之後；政府將會大幅增加負債，以填補金融系統的財政黑洞。

但這個做法不代表最終可以令到市場恢復正常。以日本的例子，就經歷了一個非常漫長的迷失，有人說是迷失二十年，有人說是迷失三十年。究竟這個所謂的迷失是甚麼呢？之前在不同的分享也有提及過，但似乎有一點有一位讀者特別不明白，想我詳細解釋。就是為何說，當政府發債的速度快過市場能夠吸納、快過銀行能夠借錢出去的速度的時候，就會導致有日本式的通縮。究竟這是什麼一回事呢？我也會今天一次過解答。

齊人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

《呂氏春秋．貴當》

【粗粗地翻譯】齊國有個很喜歡狩獵的人，每日在田野裡等待獵物但甚麼都得不到；被家人看不起，鄰里也在說三道四。反省過自己的問題後，這位齊人的結論是：「自己養的那條獵犬不中用。」但買一頭好的獵犬，要花好多錢；於是齊人就去好好耕耘，耕耘就有錢，有錢就可以買到好的獵犬，有好的獵犬，狩獵時捕獲的獵物也多過其他人。其實不只是狩獵，世界種種事情道理都是一樣。

「曠日持久」這個成語大家應該有聽過吧？原來除了《呂氏春秋》，《戰國策》裡面也有用到；這句話應該是先秦時代很流行的一句吧？

但今日想講的，是以上這個小故事當中的大道理；就正如這段文字最後的五個字所謂：「百事也盡然。」由個人理財到治理一個國家的經濟，都是同一個道理。

01，《呂氏春秋》最後可以說是「畫公仔畫出腸」；這段文字想講的，當然不是齊人，也不是狩獵，而是治國的原則。國家想強大嗎？不想被人看不起嗎？首先要做的，不是追求人有我有我虛榮，而是要回到最基本的事情上。

02，傳統社會的價值是務農，所以《呂氏春秋》這個小故事就說齊人務農。其實在先秦時期，齊國的經濟應該是相對多元，也是因為多元經濟，所以才有稱霸的歷史。齊、趙等國，當時透過批出天然資源專營權，不但理順貴族和君主的利益關係，也直接鼓勵了工商百業的發展。

03，但在西邊的秦國，當時連最基本的人力資源也嚴重缺乏；最初就以分配土地來吸引流民。後來，移入的人口就不只是貧農，而是多少有點技能的知識份子。這才是「齊人有好獵者」裡面「良狗」所比喻的對象。

04，讀古文，其實可以很有趣；尤其是當你用現代人的眼光去了解過去的世界，更加會發現，太陽之下原來真的無新事。

05，近半年來，美元匯率急升，各種資產價格同時插水式下跌。兩個現象，其實二而為一。但偏偏又百物騰貴，令不少人心目中都有個疑問：「究竟買啲乜可以保值。」之前也有講過，通脹之下，唯一贏家，重點不是買了甚麼，而是借了多少。對一般人而言，可以借最多錢的方法，就是房地產。所以從表面上看，通脹下好像持有物業就可以跑贏大市，但其實讓這些人賺錢的真正原因是槓桿。

06，「唔係要借到盡呀？」在外面公開平台，大多數人都只是想要個簡單的答案；叫人不要用消費和投機的心態去看待理財，聽得明的人，恐怕是少數。其實講完又講的一句就是：「槓桿的大前提，是有個支點；在財務的角度，槓桿的支點是現金流。」

07，回到「齊人有好獵者」的故事，那個支點是甚麼？是獵犬嗎？不是，是「疾耕」，也就是種田賺取穩定回報。

08，「我層樓自住㗎喎，何來現金流？」第一年讀經濟學的時候，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代價」。代價是甚麼？教科書有講，不贅。但自住的物業，其實也是可以租出去；你不租出去自住，背後其實還是有價值的。在經濟學上，這個價值叫 imputed rent 。沒有現金流，不代表沒有回報；兩件事要分開去看。這是理性思維的基本功。

09，「即係唔租出去都有價值？」無錯，但是銀行總不可以因為你「自我感覺良好」而批出貸款，所以你必須要有收入；有收入，你才有槓桿。以物業做抵押，那反而是次要。在美國，正常情況是先申請按揭，然後拿著那份預先批核的同意書，業主才願意跟買家討價還價。

10，在香港，主流的觀念卻以為：「因磚頭有價銀行自然願意放款。」這種想法其實並不完全正確，因為如果循這個邏輯去思考，甚麼「呼吸 plan」也不是甚麼問題，反正有磚頭嘛。但從銀行的角度，貸款有利可圖，不是因為最終可以收到磚頭，而是賺到利息。

11，說到這裡，聰明的你應該聽得出，為何我很不願意去回答那些只是關於未來價格走勢的問題。理財又好，治國又好，管一間公司又好，甚至是打獵又好，最重要是甚麼？最重要，是分清楚那些因素在自己的控制之內，那些因素完全不在人力控制範圍之內。

12，「好易嗟⋯⋯」可控與不可控的界線，其實不斷在變。我經常說理想和現實有距離，但是有些人卻不斷地將不可控的事，變得可控；可控，就是有選擇，有選擇，就是有自由。

13，另一邊廂，有些人卻自欺欺人。「邊個邊個話樓價長遠會升喎，買喇。」持有這種想法的人，就連預測的道德責任也推卸到別人身上，又憑甚麼去改變那可控與不可控的界線？

14，可能有人會認為我太過執著。反正只要答案正確就是。嗯，以結果為目標，不是嗎？過程和結果，究竟那個更重要？我會說兩者都重要，right for the wrong reason 那只是好運；因為好運而成功者，只是極少數。大多數靠運氣的人，就有如好獵的齊人一樣，日日等運到，是為「曠日持久」。

15，所以再講一次，那怕是已經有樓收租，有股票收息，但如果可以工作的話，多一份收入，必然勝過少一份收入。可以選擇工作，總勝過因沒有選擇，為生活而工作。

16，很多人聽到我勸告大家不要退休，第一件事就是想到自己要被迫去工作；但那可不是我的意思。叫人工作，那不等於叫人去做自己不喜歡的事。事實是，很多人根本沒有「喜歡做的事」。

17，香港的成長環境和過程，很多事情，看似沒有選擇。但其實是很多人為了逃避責任，選擇了「不選擇」。對不少人來講，選擇是負累。因為有選擇就有代價，有代價就有可能得不償失；得不償失，就是錯。很多人不會去想增加選項，反而希望不用去作出決定。因為沒有選擇，那怕結果如何不濟，最終也不是自己的責任。這種思想方式，無疑是非理性的；偏偏很多人卻是被如此塑造出來。

18，「獨立思考」這四個字，很多人都會掛在口邊，但是到了真的要獨立思考的時候，功夫就失靈了。人云亦云是容易的，講些大家想聽的說話，也不會太難。

19，我最多也只可以安慰那些外面的人：「現實是殘酷的。」但很可惜，現實不理會任何人的感受。有些人想見到現實是殘酷的，那是因為他們寧願「選擇不選擇」。

20，「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這句說話，不是要來評斷別人，而是要來警惕自己。假如自己有朝一日「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記得提醒自己：「條路自己揀，仆街唔好喊。」

今天除了講民族主義之外，更加會涉及到不同意識形態的簡介，包括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保守主義等等。

幾個星期前，港聲你聽的例會上，我問各位團員有沒有聽過「科目三」。

當時，我們隊員沒有人聽過「科目三」，但其實那亦是很正常的事。畢竟，我們沒有人用抖音和 TikTok 。

其實我也只不過是那天之前，在 Threads 上面見到「科目三」這個詞語。記憶中好像是見到一位台灣綠營的支持者的貼文，但其實他也沒有講明「科目三」是甚麼；只不過是我對新的用語通常都很有興趣，所以才上網搜尋一下。

知道了是甚麼一回事就算，也沒有再深究下去。

想不到在幾個星期後，科目三終於跟香港拉上了關係，甚至乎成為了國際的話題。

最初，網上流傳一間傳統名校男生表演「科目三」的短片；很多回應都指這個城市淪陷了。然後就是 Avantgardey 「跳錯舞」事件。這兩天我又見到好像在新加坡也有人說「科目三」是文化入侵，新加坡的下一代都受到「阿中」的洗腦。

先此聲明，我對舞蹈一竅不通；我只知道任何表演，成功的首要條件是能夠令旁人注目。至於旁觀者有甚麼感受，表演有沒有帶出甚麼訊息，那就是每個人的主觀感受，每個人都有喜惡的評價，但談不上對錯。甚至乎可以大膽講，後現代的藝術如果沒有爭議，那就不是藝術。

科目三事件之前，我也有在 America’s Got Talent 上見識過 Avantgardey 的演出。我的感覺是，這個舞團有獨特的風格，帶點誇張的幽默感。從她們後來的發展，也可以見到她們懂得捕捉得到這個年代竄紅的方法。AGT 是個不容易上的節目，能夠在上面表演幾分鐘，幾乎是成名的捷徑。

為甚麼那麼懂得經營的 Avantgardey 來到香港，卻惹來如此這般的小風波？

我見有分析說，日本人有不少根本不知道香港和中國的分別？甚至有人說，外面世界的人會仍然以為香港的代表人物是 Jackie Chan 。所以，香港人還是不要將自己看得太高。

對不起，這種講法，跟我的經歷明顯有點落差。至少在美國，我接觸過的人，一講到香港，他們都必然首先想到 2019 年；不少我認識的朋友，也會關心黎智英的近況。日本人就是未必很了解香港的每一件事，但未至於會不懂得分香港和中國香港。

當然，他們未必會知道，原來成龍已經在香港人心目中淪為笑話。

甚至乎，我可以大膽講，從外面的世界看，香港和中國香港的分別，其實是非常明顯。真正問題是，外面世界的人，意識不到香港人對中國大陸文化如此抗拒。

設身處地地去想，就算知道香港人 2019 年的抗爭，最多也會想到那場運動是針對中共和香港政府，外面的人絕不會意識到，香港人除了被剝奪政治上應有的權利，原來連自身的文化也受到威脅。

過去兩、三年，尤其是疫情後，世界各地其實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中共的威脅，例如孔子學院、 TikTok 等文化侵略；但至今社會主流仍然視 TikTok 為「品味的問題」。TikTok 也很懂得運用美國的少數族裔，挑撥社會上一直存在的矛盾 ，為自己在道德高地上建立了一個防守線。

我有些在智庫的朋友問我，該如何處理 TikTok 相關的問題：「應該立法禁止使用 TikTok 嗎？」

美國作為一個「有規有矩」的法治之區，原則上任何政策都應該一視同仁。假如要企業公開與中共和中國政府的關係，我認為所有企業都受相關的限制，不只是 ByteDance 。

但我也加了一句：「沒有中共祝福的企業，又怎可能像 ByteDance 那樣坐大？」

另外，任何關於資訊安全的問題，也應該一視同仁。對美國企業如是，對中國大陸企業亦如是。TikTok 如果跟中共有甚麼不能公開的關係，它是絕對沒有可能像其他企業一樣滿足技術上的合規。

總之，我寧願讓 TikTok 繼續多一陣子，也不想扭曲法治和公平的原則，特事特辦；否則，美國也會在不知不覺間，變得跟神奇國度一般的無法無天。順帶一提，美國的科技公司在政治遊說花的資源不少。早幾年的華為到現在的 TikTok ，亦有嘗試過用錢去買人脈做遊說，但最終只有很少公司願意接受委託，而成效亦不明顯。最主要原因是在政治遊說這個行業，早就被美國的大企業買下了，大家亦不用太擔心中資可以有機可乘；中資的錢再多，也不會多得過在美國的這些跨國巨無霸。

回到香港，香港的文化在小紅書上被詆毀，被特區政府壓迫，我明白大家一定會感到不安，但有一點希望大家記住，在外人眼中，香港之所以與別不同，原因就是我們的多元和 cosmopolitan ；cosmopolitan 的意思，不只是國際化，而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同時有多個身份而沒有違和感。

人家不知道香港人是如此抗拒中國大陸的文化；因為在他們眼中，文化和政治雖然有關係，但沒有想到像中共那樣，會將文化變成外宣，將文化武器化。

現在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告訴人家：

一，不論是對內抑或對外，中共是如何將文化變成統治的工具；

二，香港文化是如何被壓迫，被消失；例如最近香港的話劇創作，是如何被封殺；

三，最重要是，甚麼才是真正香港人的文化

Avantgardey 在科目三事件後，立即補回一條許冠傑的《打雀英雄傳》；其實這一個回應，我自己覺得甚為「高章」，也很禮貌。當然，也有網民仍然覺得不能「收貨」，覺得這種「成龍式」的肢體語言，代表不了香港。

平情而論，作為一個也在經營自媒體平台的人，假如我「被出征」，應該做不到像 Avantgardey 那樣大方的處理。只不過是幾天前，我才在自己的 Facebook 專頁上留言：「中國網民所到之處，只會令當地人更加珍惜、嚮往文明、和平以及人與人之間嘅尊重。」

香港網民的行為，令我擔心，是不是有些香港人在不知不覺間，變了我們心目中最厭惡的那種模樣。雖然很多讀者說，聽我經常這樣警告，開始感到煩厭，但我希望大家明白，仇恨就像病毒一樣，是不分種族和膚色，它可以感染到小粉紅，也可以感染香港人。

香港人要告訴全世界，我們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而我們的文化仍然有生命力。與其將時間和精力浪費在「反駁」，倒不如創作更多能夠感動到世人的作品。

不要忘記，人家 Avantgardey 其實也只不過是 2022 年才成立的業餘組織，隊員大多數來自同一間高中。既然人家做得到的，香港人也應該做得到，對嗎？我不是說香港人也要組織自己的舞團，又或者創造我們的舞步，但如果我們沒有甚麼可以代表香港人的文化符號，又憑甚麼去怪人家跳「科目三」，又或者扮演 Jackie Chan ？

香港人，若然不想被別人同化，首先要有真正的自信。

據新聞報道，由於紅色小巴牌價暴跌，銀行向車主 call loan。

我見不少人都感到大快人心。一來，是香港人對社會中各種尋租者感到不滿；覺得這些飽食終日的二代、三代終於也有這麼的一天。二來，新聞也有提到潮聯公共小巴也有車主受牽連。

新聞報道以外，我還有幾個觀察和疑問：

早兩日在一個 WhatsApp Group 裡面，有位好朋友傳來了一張網上的貼圖，就 HKTVmall 拖欠商戶的貨款。這個 WhatsApp Group ，平時只是討論中年男人的心聲，但有時也會講講經濟和金錢的問題；朋友傳來 HKTVmall 苦主群的貼圖時，我們剛剛在討論香港近來的經濟景氣。

聽罷，我也不以為然；直到見到網上越來越多人講，才開始感到有點好奇⋯⋯

唔經唔覺，蘋果案審訊已經去到第三十三日。尋日案情講到，陳沛敏以及一眾同事，決定最後一日要印一百萬份。睇到呢度，我更加敬佩阿敏；當時佢已經被捕，但仍然堅守到最後一刻；嗱，呢啲就真係「留低係需要勇氣」喇。

其他堅守到最後一刻嘅各位同事，我都認為係大仁大義。畢竟當時已經人人自危，佢哋仍然願意出埋最後一份紙，個份勇氣真係都唔容易。我同其他同事，從前都未必好好朋友，依家就更加流散世界各地，但我都好希望有一日大家可以有機會再會。

案情審咗咁多日，我嘅感覺係，幾個法官同主控官，不但無令香港人覺得受審嘅人有罪，反而令我哋更加懷念過去嘅香港；亦同時因為呢次審訊，畀更多人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欣賞蘋果日報呢間公司。

肥佬黎係一個好鍾意試新嘢嘅人，但同時佢亦好識得點樣去建立一個機構。你睇，蘋果可以運作到最後一刻，絕對可以稱得上臨危不亂。對比下，呢個特區政府連搞一場足球友誼賽，放個心心汽球一都可以鬧出國際笑話；兩者，根本就係兩個層次嘅存在。 

常言道，culture eats strategy for breakfast 。蘋果又好，壹傳媒又好，都係有自己好獨特嘅文化；而呢個文化，亦都係令一個機構有生命力嘅原因。

肥佬黎點解受審？早兩日，有人話去我個 Facebook Page 留言，話佢「懷壁其罪」；呢個形容真係妙。

北京對肥佬黎嘅指控，唔單係因為佢做過啲乜，更加係因為佢有創造文化嘅能力。

香港當然都有其他人識做生意，但好似肥佬黎咁有覺悟，甘願冒呢個險去為香港講出真正香港人嘅聲音，肥佬算係係極少數。佢成日都話：「共產黨有乜好驚呀？」呢個亦先至係佢受審嘅原因。

共產黨最想你信，佢哋無所不能。假如你唔信，佢就無所不用其極，要你怕。我可以大膽講，香港班生意人，佢哋唔係信共產黨，而係怕共產黨，怕出聲，怕會槍打出頭鳥。

共產黨依家要堆砌嘅罪名，係勾結外國勢力，即係小粉紅口中嘅「漢奸」。呢個罪名當然砌生豬肉喇。請容許我講遠少少，小粉紅，佢哋粉紅色嘅腦袋，係充滿矛盾；呢班人心底裡呢先至係最崇洋媚外，對真正嘅中華文化，又係知啲唔知啲；雖然成日把滿口仁義禮智信，但行為上就不仁不義無禮失智失信。

認識黎智英嘅人就知，雖然佢唔係大中華膠，但佢亦一啲唔仇恨中華文化，甚至從來無掩飾過自己出生於饑荒中嘅中國大陸；佢亦唔會唔識扮識，唔會扮信共產黨，唔會扮忠誠。

究竟肥佬黎係一個點嘅人？佢第一個身份係「被政治耽誤咗嘅生意人」；佢第二個身份係一個基督徒；第三個身份，係一個香港人。

當肥佬黎決志成為一個基督徒，佢會用自己嘅心靈智慧，去做一個教徒，去明白教義，去實踐基督嘅精神。我知道佢無怪教區同教會；佢係因為耶穌而信上帝，而唔係因為教會而信上帝。

但黎智英最重要嘅身份，係一個香港人。

佢心目中嘅香港，唔係單純地域上嘅概念，而係一個畀咗佢生命嘅空間；連佢自己都話，無香港畀佢嘅自由，就唔會有黎智英。

諗返轉頭，八九六四之後，佢本來可以選擇走；唔係咩？當時共產黨已經露出真面目，甚至迫佢放棄 Giordano ，但佢好從容不迫咁就決定將成間公司賣咗佢，頭也不回，而且仲要將所有資金投入去創辦蘋果。

搞蘋果，你估實賺㗎？！香港地，你估搞傳媒唔會得罪人呀？！我開個 Facebook page 都有 haters 喇！當年佢真係可以唔需要搞蘋果，甚至唔需要留低，但佢一早做咗呢個決定。 

留低嘅人，當然唔單止黎智英，仲有其他同事，其他香港人。今次受審嘅，亦唔單止黎智英，仲有其他同事。甚至我會話，整個香港，其實都一樣係被告，一齊受審。

當然，藍朋友仍然會堅持：「妖，你哋唔搞共產黨，佢哋又點會搞你？你哋唔搞共產黨，香港咁無事囉。」妖，真係咁？你睇吓啲外資？點解會雞咁腳咁走嘅？你睇大陸啲富豪，佢哋會唔會更了解大陸個套潛規則？你睇佢哋咪一樣走？ 

香港班有錢佬要扮愛國，因為佢哋貪圖家族嘅財富同地位；但如果香港唔再係從前個種獨特嘅狀態，呢班人仲憑乜嘢去保住自己嘅身家性命財產？佢哋以為，只要自己仍然有利用價值，共產黨就會畀佢哋繼續以香港豪族嘅身份，繼續享盡榮華富貴。

問題係，佢哋知唔知自己其實已經無乜利用價值？嗱，都咪話我唔好心提醒吓佢哋：「唔好以為你有利用價值；你哋嘅影響力，你哋嘅財富，對中共來講根本就係威脅。」

中共眼中，香港一早唔再有利用價值。佢哋早就想幾多個金融中心，然後返去從前嘅封關鎖國，入面有自己嘅內循環，同時又可以控制埋周邊嘅外循環，亦即係藍朋友小粉紅成日講，所謂嘅好大盤棋。

講到尾，北京根本只係想繼續統治，想同一班人嘅子孫，可以唔無憂無慮到公卿。試問呢種心態之下，香港對佢哋仲有乜嘢利用價值？香港班豪族，最多就係同啲中共高層，花天酒地，有錢大家搵。但依家佢哋唔識自己去尋歡咩？有錢，佢哋唔識搵咩？

究竟係邊啲人仲停留響七、八十年代嘅思想呢？

甚至乎香港班獻世派、官員等等，全部都冇利用價值；依家香港已經係警察社會，武官執政，佢哋唔係咁都睇唔明吓嘛？

其實依家香港有邊個心底裡唔愁？有邊個心底裡唔驚？有邊個心底裡唔躁鬱？唯一分別係，有啲人堅持，唔會自欺欺人，寧願唔出聲，都唔想扮一切正常無事。

但有啲人就可能已經呃人呃自己呃到連真假都唔識分。由呢班唔能夠面對現實嘅人執政，就係香港過去幾年最大嘅變化。

未來嘅歷史，會咁樣紀錄呢個城市，呢段日子：「香港嘅統治階級，用一個又一個嘅大話，去掩飾佢哋嘅過失。最初就滅絕晒所有講香港人嘅心聲，直到無人夠膽出聲，就迫所有人跟佢個套台詞；講一次唔夠，就講一百次；你唔信，就要你驚，驚到極點，就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成為新嘅粉紅，對外面充滿仇恨。」

所以，選擇留低嘅每一個香港人，請保持內心嘅善良，對自己對別人都一樣。另外，要記住保持內心對是非黑白嘅判斷，保持對美嘅追求。

雖然我哋嘅空間越來越夾窄，越來越令人感到局促不安，但我哋嘅內心世界，永遠都係屬於自己嘅。

善護念。

今日進入正題之前，我要感謝徐家健博士。這不是客套話，不是反話，是出自真心的感激。

話說，昨日在財政預算案後，見到社會最主要的回應是擔心政府靠借貸渡日。公道講句，其實在財政預算案演辭中，陳茂波講明，政府不會透過舉債來支付經營開支，而發債亦只是限於基建項目。另外，陳茂波也有提到基本法 107 條。我的解讀是，政府很清楚在公共財政上，有些甚麼事情是不能做的，有些甚麼事是迫不得已才做的。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在其他地方講過，不贅。

但見到大家都意識到「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的道理，就令我想到幾個根本的問題：一，其實在甚麼時候，政府的利益和市民是一致的，甚麼時候是矛盾的？二，政府真的是為了刺激經濟？還是政府希望民眾以為他們做的事情是為了刺激經濟？

從而就令到我想到凱恩斯派的主張，也就是所謂的逆周期措施。就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又一如平常般，tangentially 的想到了近年有些人提到的 MMT。MMT 全名是 Modern Monetary Theory ；有些人視之為妖言惑眾，亦有人覺得言之有理。總之，那是一種觀點，甚至乎我會說是一個頗為有趣但不是沒有問題的觀點。

有問題，但不代表沒有討論和了解的價值。所以我也想借這個機會拿這個題目出來講；尤其是想講人民幣債這個題目。正如之前所講，香港特區政府知道自己在目前的限制之下，是不可以透過發債來支付經常開支。但是一河之隔的神奇國度，似乎相信只要用自己的貨幣來發債，理論上是可以更進取地透過政府開支來改變社會。

想到這裡，已經太夜了，所以就在 Facebook 上隨便留了一句：

一覺醒來，就見到徐教授的貼文：

Barro 這篇文章，坦白講，我沒有讀過。

我只是一個好讀書，但不求甚解的人；這不是虛偽的自謙，是事實。當然，我也不知道徐博士是不是在講我，可能是我自己對號入座。但經他這樣一講，我也到網上找來 Barro 的文章拜讀，獲益匪淺。

過去我跟徐博士也有過因為觀點不同，雖然未算是筆戰，但也有單單打打；後來也有同枱食飯，大家說不上是朋友，但也有因為共同利益而合作過。

但過去幾年，我離開了行走了那廿幾年的江湖，也趁這段日子，反省自己過去待人處事的態度。

今日的我，已經不再纏繞在是非當中，我只想在主流的觀點以外，讓讀者有多一個選擇。既然自己是非主流，也必然明白有人不認同自己的觀點；假如我講的話，寫的內容，事實上有錯，我願意接受糾正。觀點有不周全的，也很樂意了解別人的立場。

可能有人覺得，沒有博士、專家的銜頭，就沒有資格公開發表觀點的話。我明白這種想法，也很尊敬那些能夠苦心鑽研一種學問的人。但我覺得，自己其實更似一個收藏者，我收藏的是不同範疇的不同觀點，這裡只不過是陳列收藏品，跟同樣有各種興趣的朋友觀摩學習。至於經濟學，我是真心認為這是可以有廣泛應用的學問，亦很欣賞這一門學問的研究和思考方法。

我知道自己過去曾經有意，無意地，得罪了不少人；有時甚至連得罪了誰，自己也不知。甚至說不定近來也有得罪人，也不排除未來亦一樣會。假如自己曾經講過一些話，令人感到不舒服，我也在此道歉。但我也知道，講過我話收不回來，所以如果有人仍然放不下的話，我也得接受這因果業力。至於未來，我也要提醒自己，盡量對事不對人。這不是怕事，只不過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幾年我也悟到了一個很簡單的做人道理：遇到，見到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事，首先要提醒自己，不要對別人做同樣的事。

總之，今天的我，己經無意別人爭些甚麼；歡迎任何提點，讓我擴闊眼界。閒話就此打住。

以下就是今日的正題，講講甚麼是凱恩斯派？以及跟香港有甚麼關係。由於篇幅太長，MMT 和人民幣債的分享，就留到周末。

今年財政預算案後，曾俊華說香港以債渡日不是辦法，陳茂波則反指曾俊華在任內做財政司司長的時候，沒有發展足夠的土地儲備，所以搞到現在這樣。

當陳茂波這樣說的時候，我覺得很諷刺。因為陳茂波加入政府的第一個崗位，就是發展局局長；發展局局長的工作就是負責土地供應。

陳茂波在 2012 年至 2017 年間負責發展局，日子距離現在也快要十年；而且他是做了頗長的時間。如果說今時今日香港土地夠不夠還要拉回去看之前一任政府的責任，陳茂波自己也是難辭其咎。

但是，繼續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大家明白，首先我是對事不對人；我知道很多人一講起陳茂波，只想起劏房、醉駕和誹謗官司等。但這些已經很多人說過了，我不想重複，再者我始終認為，我們希望從政的人比其他人有更高的道德標準，這是很愚蠢的事。反之，我們應該假設他們做每件事都是為了私利，這樣去思考問題，對社會制度的反省才會更加深刻。

我也不是特別幫助曾俊華。政府是集體行為，體制內每個人的決定都是環境條件影響下的結果。以下的分享你可以見到，梁振英在任的那幾年，也就是陳茂波出任發展局局長的日子，施政是甚麼，跟之前和之後的政策有甚麼關係，有很多具體政策方面，可以見到政府其實是個轉變得非常緩慢的一個機構。不同的行政長官，最大影響就是怎樣去表達一個概念。林鄭月娥表達一個問題的方法和梁振英表達一個問題的方法可以非常之不同。曾俊華做財政司司長和陳茂波做財政司司長，除了表達同一件事的方法有分別，但決策的本身其實大同小異。

還有一點我想補充的就是：假如我是陳茂波，就算要翻舊帳，也不會針對土地供應。我寧願直接指出，曾俊華出任財政司司長的十年，香港開支膨脹的速度增加了多少。當然，我也很明白，其實曾俊華自己也沒有太多的空間去影響開支的增長，因為曾俊華做財政司司長的時候，香港已經進入了被規劃的年代，很多政策是由北京直送。

全文 - https://leesimon.substack.com/p/paulchan-vs-johntsang

今年兩會最大的轉變，就是沒有了總理記者會。很多人先入為主覺得帝王思想的習近平，小器不想讓總理李強搶風頭。但我有另一個猜測，就是中共眼中的西方社會全部都是敵對關係，開記者會也不會有任何意思。話說每年這個總理記者會，是1993年之後才變成常態；當年中國大陸因為八九六四和西方關係變得惡劣，中國很需要改善關係以爭取貿易上的方便，例如最惠國待遇。所以當時中共很想借國際媒體進行外宣，而這個總理記者會就是國際媒體每年一次的機會可以接觸到中國國家領導人。

現在無限期取消這個記者會，反映了中共對西方社會的敵視態度，也解釋了23條背後的思維。

政府將「辣招」講成係「需求管理」，但其實呢個叫法係非常誤導。首先要分清楚，政府有啲乜嘢因素能夠控制，有啲乜嘢因素唔能夠控制。理論上，政府只係能夠控制土地嘅供應，而實質上連樓宇落成量都唔能夠完全控制；因為如果發展商唔肯買地，政府亦無可奈何。至於需求，就更加不受政府控制。所謂「辣招」，更正確咁講，只係令到市場交易嘅難出現嘅成本。所以，撤辣最直接嘅結果，係令市場更有效咁反映出現實。如果現實係向好，撤辣的確可以令樓市升得更快。但假如現實係差嘅話，撤辣只會令樓市跌得更急。

「全港店鋪執笠結業消息關注組」也要改名，有人直覺地認為，低氣壓的香港，容不下半點情緒發洩。在短短的十數日，由這個組的急速冒起，到有人出頭帶風向，說這個群組只是販賣負能量，從一些蛛絲馬跡可以見到，地產黨對這個現象甚為著緊。

究竟全港店鋪執笠結業消息關注組的出現，是否一種民粹現象？減租又可否救港？又或者香港真的結業潮又是否新陳代謝？

更根本的問題是：香港的經濟，究竟出現了甚麼問題？另外，為何業主憑甚麼逆市加租？

財富的累積和集中，本來就是歷史的常態。但為甚麼過去幾年家族辦公室這個詞彙，忽然被吹噓起來。究竟甚麼是家族辦公室？為甚麼港府近年間對這個概念忽然著迷？

其實在政府大張旗鼓說發展甚麼家族辦公室樞紐之前，香港已經有許多財閥家族。十多年前，我離開了任職多年的壹傳媒，在一個因緣際會之下，我為香港一個家族做了一份報告。當年委託我做這份報告的家族，其實沒有告訴我為甚麼他們對做這個專題研究的原因。但他們倒是有一個很具體的要求：「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洛克菲勒家族的基金是如何管理和運作的？」

適逢這幾日周凱旋基金會捐了六千萬支援 DSE 的女考生，在社會上也引起了一些關注。今日就趁這個機會，分享我這個布衣平民對財閥家族的觀察。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道德經》這句話解釋了很多自然和社會現象。

之前寫了篇關於結業潮和逆市加租的分析。假如要簡單總結，裡面最重要的一點其實就是：「每當社會和經濟環境轉變，大多數的結果都會是財富和利益更集中；所以結業潮之下，倒閉的店鋪比例上更多是小店，甚至乎受影響的業主，也集中在那些小業主。」雖然我們偶爾會見到有些歷史悠久的大財團捱不過金融危機，但是對比之下，平均而言小企業、小業主的存活率其實是更低，甚至可以說是非常之低。

大業主憑甚麼逆市加租？ - by Simon Lee | 利世民 - 利世民 (substack.com)

相信大家也有聽過 80/20 的講法？但有沒有想過，為甚麼 80% 的財富，掌握在 20% 的人手上？有人認為是因為財主貪得無厭，巧取豪奪，用財富換取權力，用權力換取更多財富。這種觀念沒有錯，但是大家又有沒有想過，其實 80/20 的分配，也是社會不斷演進，不斷淘汰之後的結果？我知道，這樣講會很容易被人冠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惡名；但我只是想回到一開始提到《道德經》的那句說話：「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在寫逆市加租的時候，已經在構想「減租、減人工可以令香港經濟谷底反彈嗎？」當然，這裡聰明的讀者一眼見到，這其實是偽命題，只不過是用來做個引子，吸引大家讀下去。早幾日私底下跟一些朋友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用了一句：「Race to the bottom ，結果也是死路一條。」Race to the bottom 是不少反全球化的左翼社會棟樑愛用的一個形容，尤其是講到企業在世界各地追求更低工資的生產方式，令到工資沒有最低，只有更低。

環境在變，為了生存，我們必須要作出調節。請不要誤會，我不是叫大家接受減薪，而是希望大家理智分析，究竟有些甚麼因素是我們在個人層面可以控制的，有甚麼因素是我們不能控制，不能改變的。

當然，長遠而言世間沒有甚麼因素是一成不變的；正如凱恩斯所講，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真正的問題，不是減租減人工能否令香港從谷底反彈，而是去明白究竟面前世界在正怎樣轉變，我們又應該如何應對。留意，這裡講的是「轉變」而不是「問題」。

其實我們正在面對的轉變，其他社會一樣在面對。美國的年輕人抱怨，過去幾十年來，收入增長的幅度追不上租金的升幅；尤其是在大城市，這個現象是更加明顯。我們也見到，因為「文憑量化寬鬆」，大學生不再是天之驕子，連過去的中產生活也負擔不起。結果出現在日本就是所謂的「低慾望社會」，在中國大陸就是「躺平」，而美國也有 Great Resignation 的講法。

另外，短期而言，消費增長放緩，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企業要縮減成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人手。甚至乎，在當前的環境下，那怕是有盈利的企業，一樣會裁員。

我們究竟可以如何自處？以下分享，所講的不只是香港的情況；那怕是生活在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也是一樣面對的挑戰。我也可以肯定的說，以下的最終結論，亦應該跟大家明時所聽到的會有點分別。這裡講的是全球，長期的轉變。最後也有一些大家都可以透過改變去做的一些事情。雖然在轉變的過程，有很多事情會令人覺得不安和焦慮，但歷史告訴我們，人類文明進步是不容易倒退的，問題是我們每個人在當中扮演著甚麼角色。

雖然現在大多數人，閱讀時間都在手機上，但我認識的美國人，有不少仍然堅持閱讀紙本的習慣。

在我所居住的社區，圖書館除了有自修室和借書服務，也同時是賣二手書的地方；總有兩、三架的二手書在放售，所得則用在圖書館購置新書；圖書館的二手書，每本書定價都是一樣，平裝一元，精裝兩元。圖書館每年更有兩次大規模一點的清倉；不是一本一本的賣，而是一箱一箱的賣。

我久不久都會到圖書館去看看，有沒有甚麼好書。但很快便發覺，除了自己之外，原來有些人也會定期到不同的圖書館去找二手書。不過，他們是有備而來的；手上帶著一個藍芽紅外線 barcode scanner ，接上手機，逐本去掃描，搜尋二手市場的價格。早兩日世界閱讀日，正好也是圖書館的二手書清倉日，我見到場裡也有十個八個這些專業二手書炒家。

在這家圖書館不遠處，就已經有一家連鎖二手書店 2nd and Charles ；我不知道這些在圖書館尋寶的人，究竟是否拿到這裡套現？還是在 Amazon 上出售。

但我也有查過，究竟圖書館的定價和市場上的二手價差多少，結果是每本亦只不過是兩、三元到五、六左右。

清倉時這些掃書的大戶，有些不是一箱一箱的買，而是整個手推車去掃貨。我見有些人用了個多兩個小時，在書堆中逐本去掃描，一買就是好幾十多本；假設差價是兩元一本，那很可能就已經是好幾百元的套戥利潤。

對我這些真正的讀者，二手書炒家無疑是有點討厭的；但作為一個讀經濟學的人，我也有另一個角度去了解這個現象。

正如剛才所講，一街之隔，就是連鎖二手書店，街坊其實可以將自己家中不要的書直接在那邊放售套現。偏偏就是有很多人寧願免費地將書捐到圖書館義賣。

在我這一區，廿分鐘車程左右已經有好幾家這樣規模不小的書店；連鎖二手書店除了實體店，也會將二手書放到網上去賣，我相信某程度是因為有網上這個流通量更大的市場，他們才可以經營實體店去收書。經營實體店的另一個賺錢模式，就是售賣更高價的其他產品。可以說，平價的二手書只是用來吸引客戶走進他們的店。

明明可以直接賣予連鎖二手書店用更高價套現，偏偏卻免費送到圖書館義賣，那是非理性的行為吧？甚至乎，明明可以直接在 Amazon 上賣二手書，為甚麼要售了中間人？

從我的觀察，不少人其實都會先到這些連鎖店放售二手書；書店不願意收的，才捐到社區圖書館。在圖書館架上找到的，很多都是沒有多少溢價的書。假如不是清倉的日子，那些二手書炒家通常都是在圖書館等自己的小朋友時，順便的掃一掃，看看有沒有甚麼好東西。

另外，就是理性的問題。請怪我對這兩個字有點執著，因為很多人經常扭曲誤解甚麼叫理性，以為精密計算邏輯思維才是理性。理性其實是簡單的：「只要有目的，而當事人認為自己的目的和手段是相關的，那就是理性。」

很多時我們說人家不理性，其實是因為我們不了解別人背後目的。

回到剛才提出的問題：「明明可以直接將書放上網去賣，賺到盡，為甚麼寧願送到圖書館？」

有些捐出書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會這樣回答：「因為家中實在沒有地方了。放到網上賣要等到有人買才寄出一本、兩本，我要等到甚麼時候才可以清空那個書架？新的傢俬下星期就送到了。」

明白嗎？當你以為人家目的是賣最高的價錢，但其實別人想要盡快清空書架。所以，未清楚別人面對的條件限制和目的之前，不要動不動就假設別人是「非理性」。

還有，為甚麼圖書館不用市場價格出售人家捐出的二手書？我的估計是，圖書館賣二手書，也不是真的為了籌款，而是為了讓這一區的居民，更經常會到圖書館。畢竟，圖書館本身有政府撥款，每年賣二手書的幾千元收入，只是杯水車薪。我見到圖書館每年撥款 KPI ，其實是用有多少人借了多少書去計算。所以，在二手書架旁邊，就是圖書館新購置的書；我自己往往是看完有甚麼二手書，就去看看圖書館有些甚麼新書可以借。這些新書，往往只可以借一個星期，而且不可以續借。

再進一步，為甚麼書籍出版商，願意將書放在圖書館借出？當然有不少作者，賣書不是最主要的賺錢方式，有些人是以出書來宣傳自己的電視、電台節目甚至 Podcast 和 YouTube Channel 等，真正賺錢是透過廣告收入。另一邊廂，我也有些時候，從圖書館借來的書在一星期讀不完，又不可以續借，結果到 Amazon 去買電子書，甚至聲音書。所以，圖書館的那一本，其實也是一種宣傳。

可以肯定是，從整個市場生態，反映在美國真的還有不少人仍然會讀紙本書。但電子書的普及，影響的也不只是閱讀的方法和習慣，甚至對市場和社會的轉變，本身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各位，以上所講就是我在這個博客最想推廣的「實用經濟學」。如果你認為這裡能夠讓大家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去了解社會現象，希望你會考慮加入成為會員，支持我的工作。當然，港元聯繫匯率等大題目我會講，但真正能夠訓練觀察力的事情，其實每日在我們身邊都發生；一些好像微不足道的事。一理通，百理明，能夠有這種觀察力，才是這個空間最有價值的能力。

【實用經濟學】今日是應讀者的要求，講英國的經濟前景。同時，我也會分享一些基本的理財原則。更重要是，以下內容，不只是英國的讀者適用，因為滯脹的風險，關係著我們每一個人； 不論你在甚麼地方生活，又或者做甚麼工作，一樣會影響到你。

非常抱歉，一直遲遲未將過去兩星期的影片上傳。除了這一段片，其他的會在未來幾天陸續補上。

其實我有個奇怪的堅持，就是在 Substack / Patreon 上載的影片，都要有相關的文字。一來可以方便大家，尤其是有些讀者寧願選擇閱讀，而寫作用的時間，遠比錄直播要多。從文字吸引訊息的過程，與「聽講」有很大的分別，所以寫作時我也會更加小心謹慎。不是怕錯，而是希望讓大家有另一個層次的思考。

以下的文字內容，與影片可以有很大的分別；更正確一點講，以下的文字是影片播放後的一些感想。

南韓和越南的通脹，其實相對上是輕微的。所以，這兩國人民買金，並非甚麼對抗通脹，也不是怕自己的貨幣會崩潰。

韓國人買黃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韓圜兌美元近來已經創下亞洲金融風暴以來的低位，而金價用美元計更創下歷史新高。越南的情況其實也類似。

換句話說，這些國家的人搶購黃金，只是我們所講的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

假如今日大家想要一個簡單的結論，那就是：「很多人都說黃金是避險資產，但我視之為投機資產。 」

記得在 2022 年俄烏戰爭開始的時候，也有人問要不要買黃金，又或者 Bitcoin ；但是近三十多年真正的避險資產是美元。當美元升，黃金和 Bitcoin 又怎可能價格急升。

再者，2022 年後，俄羅斯為了套現，反而用折扣價透過中東拋售黃金。結果當時黃金價格不升反跌。

黃金價格的升…

伊朗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現年85歲，無論如何也將面臨最重要的繼承問題。本來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很大可能會接任，但他卻在本週日的空難中身亡。最初，我第一個聯想就是許多年前同樣因空難身亡的林彪事件。畢竟，在一個極權社會，每當出現權力繼承和轉移的時候，往往也會發生各種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件。

但暫時看來，伊朗官員將事件定性為意外，並沒有懷疑或指控任何外國勢力。

事實上，陰謀論和揣測其實是無關痛癢。真正了解到伊朗的權力和利益是如何運作、如何環環相扣，就能明白誰當總統，甚至誰當最高領袖，結果都不會有太大分別。

47 人案終於有結果；不意外，但仍然令人無奈。閱讀判詞的時候，令我想起 2019 年仲夏在街頭上經常見到的一句：「是你教我和平遊行是沒有用的。」

五年過後，我幾乎想說：「是你教我講法治和程序是沒有用的。」

但再想深一層，或許這正是中共、小粉紅和藍朋友所相信的那套價值觀；他們所相信的「誰大誰惡誰正確」，他們所相信的「契弟論」，正在不知不覺間蠶食人心。

最近在 Netflix 上看了一套關於納粹德國的紀錄片 Evil on Trial ；這套紀錄片登上榜首，相信是因為近年民粹主義冒起，令更多人擔心世界是否回到廿世紀初那種躁動不安的情緒。

香港人對這套紀錄片應該有更深的感受，尤其是我們經歷過這幾年的壓迫，以及我們在內心深處的反作用力。

從哲學觀點，沙特認為仇恨源於存在焦慮和自我欺騙（壞信念），再投射到他人身上。中共宣傳美日為敵，將中國民眾的存在焦慮引導至外部敵人。尼采認為仇恨是表現權力意志的一種方式，用以補償無力感；中共旨在建立一個統一的文化和政治身分，強調「列強亡我之心不死」，以對外的仇恨宣傳，來鞏固政權，強化對政府的忠誠。

社會心理學的有個概念叫「替罪羊理論」：仇恨可被引導到被責怪的個人或群體上，以維持社會秩序和轉移批評。

中共將美日作為替罪羊，將國內問題歸咎於外部敵人，維護其合法性。

有論述指，中國吉林最近發生的擊攻案，四名康奈爾大學教職員無故被攻擊，難免令人聯想到民族主義情緒泛濫，甚至乎廿世紀上半業的納粹德國。中共和納粹德國，都使用虛構的種族優越概念來正當化其行動和政策，以正當化其專制措施。當今中共宣傳對美日的仇恨，甚至強調漢族至上論，與納粹德國的策略有很多相類似之處。

最後，我只有一個忠告給各位香港人：「記得要守護自己的善良，當然也要保護自己的安全。」

李家超出席立法會所謂的答問大會，有議員與他討論香港旅遊業發展問題；李家超「拋書包」提到大家小時候讀過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並說香港不能像桃花源那樣，讓人來了之後就不再回來，找不到回去的路。

香港自古以來就在世界地圖上佔有一席之地，又怎會是桃花源呢？

最令人感到矛盾是，如果大家讀過《桃花源記》就會知道，陶淵明是對世道不滿，對環境、對政治、對戰爭感到厭惡，因此希望有一個可以「避秦」的地方。陶淵明所說的「秦」，象徵著暴政。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避秦的好地方，香港本來就是這個桃花源；李家超不提還好，一提便讓人想到暴政。

其實《桃花源記》中還有一句話，使這篇文章成為古文中最具反動性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句話：「不足為外人道」。用今天的語境來解釋，很多人以為意思是外邊的人不知道我們這裡的生活如何。但陶淵明在寫《桃花源記》時，故事中的桃花源居民看到這個迷失的漁夫後，對他說：「你不要跟外面的人說」；免得別人知道這個地方，打擾他們。

這種心態，就像我們香港人過去幻想的「河水不犯井水」；暴政不要影響到我們，我們只想「山高皇帝遠」。

現實中有「山高皇帝遠」的人嗎？有，甚至今時今日，亞洲估計有一億人，過著「無政府」的生活。

之前在立法會的答問環節上，聽到很多關於政府和議員談論如何將香港變成一個有創新能力的經濟體。但每當聽到他們這些「假大空」的言論時，不禁讓我思考，究竟這班人明不明白一個繁榮的社會需要什麼條件。

繁榮和創意是兩回事。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為何像香港這樣的社會不僅無法保持繁榮，更不可能變成真正有創造力的社會。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是：一個繁榮的社會，一個繁榮的經濟，就像一團火一樣，而自由就像這團火燃燒時所需的氧氣一樣。隨著現在香港的低氣壓，我們越來越少這些氧氣，我們看到香港的經濟進入了寒冬。

這不是表面上的經濟衰退，也不是一個週期性的現象，而是因為我們制度上，系統性地失去了自由。

極權專政的社會很喜歡將社會簡化；用那種由上而下的指令，將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大工廠來運營。管理工廠的人喜歡將不同的工序簡化，變成一些最簡單、最沒有技術含量的步驟，這樣可以請一些低技能的勞動力，以最低的成本生產最多的產品。

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不是一間工廠。這種大工廠的構想，式其實有它的代價；代價就是在其中你沒有犯錯的空間。沒有犯錯的空間，聽起來好像很好，但我們知道，很多創新和顛覆性的思維，在過程中是透過不斷犯錯，甚至是刻意犯錯，去找出最終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當一個經濟、一個社會變得越複雜，它需要的專門知識其實是越多。在我們現代經濟中，這種超級分工、超級專業化的社會裡，其實很多人只是擅長自己懂得做的那一小部分。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完全掌握整個經濟中的複雜性。如果你想微觀地管理每一個人，是行不通的。所以，如果要有一個真正高度複雜、極度繁榮的社會，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製造一個公平競爭，同時讓人們有足夠的信任去互相合作的環境。而先決條件就是保護產權，有獨立的司法制度，有穩定透明度高、可預見性高的公共政策；以上這些條件，背後雖要有一個自由民主的政制。

以矽谷為例，像谷歌、蘋果等科技公司，就是誕生在一個這種嘗試和創新的環境中。想像一下，如果英特爾是一個國有壟斷企業，會不會有 Nvidia？會不會來引爆AI革命？

政府要管治這種開放社會，成本也非常高。為甚麼大多數發達國家，最終會轉向債務融資和貨幣政策來維持其政治驅動的福利國家？就是因為政府根本不可能從這些複雜的經濟活動抽稅然而，這些政府要舉債，他們需要一個複雜的金融行業。否則，正如我們從發展中國家的例子見到，沒有這些必須要等條件又去強行做同樣的事，結果往往以經濟災難告終，導致貨幣貶值和失控的通貨膨脹。

假如今日有一件事要記得，那就是創新是迫不來的。

試圖強迫創新，但這就像從石頭中擠出血一樣。

近年中國人，可能會吹噓他們所謂的「創新」，但其實大多「轉空子」，又或者是將別人的成功照辦煮碗的複製，甚至只是毫不知恥的知識產權盜竊。真正的創新，要的是有願境，要對未來有一種想法，要有顛覆現狀的決心。然而，中共和其他專制社會由上而下的做法，往往只是將財富轉移到政治內幕人士、尋租者手中。

事實上，中國文化不鼓勵創新。中國文化強調和諧與團結，並且不鼓勵不同意見，不會鼓勵顛覆現狀。另外，中國人不懂得如何以事實、客觀、理性和紳士的方式處理分歧。大多數中國人即使有更好的想法，也會選擇沉默。又或者遇到有不同的觀點，就在背後用陰招打擊對手。經過幾代人的積累，還未發展出科學方法，繼續崇拜權威。

五四運動，並沒有為這個民族帶來民主和科學，西方社會自啟蒙時代的一切價值觀，都沒有真正落地生根。

在專制極權的社會裡，最壞的情況就是喪失自由，這等於很多人喪失思考的能力，喪失理性討論，喪失對客觀事實的追求。即使情況沒有那麼嚴重，也會導致人們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想法，不會提出自己的主張。當一些人不去思考，或者有思考的人，不願意將他的想法公諸於世時，這種社會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

我們現在見到香港的衰落，不是一個週期性現象，而是一個結構性現象。繁榮、創新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鐵三角。只有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才可以有那種繁榮，才會有那種創造力；所以當我聽到政府說要將香港建立成一個創新的社會時，我覺得這是天大的笑話。

甚至乎，香港本來就不是一個以創新見稱的地方。

我們的繁榮只是因為中國那十幾億人沒有自由去進行金融財經的交易，香港曾經有過一個很繁榮的國際金融中心。而這個繁榮的國際金融中心，在某程度上也是建立在我們有公平競爭的機會，足夠的信任去互相合作。現在我們看到這些信任正在崩潰，公平的環境正在消失。我們失去了自由，有想法的人不出聲，漸漸地大多數人都不會去思考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會有創新呢？

我並不是天真到認為，這樣說出來會令政府有所改變，或者是令北京回心轉意；這些事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他們的本質源自於一些深層次的文化特點，以及他們本質上就是將社會視為一個大工廠，只需要用最低的成本製造最多的產品就等於繁榮。

但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繁榮。

真正的繁榮意味著我們不斷發掘社會裡面可以進步的空間，可以改善的地方。在發掘這些可以改善的空間和進步的地方時，其實就等於挑戰現狀，挑戰常規。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我們又憑什麼去談挑戰常規、挑戰現狀呢？

Vinod Khosla 對未來科技的十二個預言 - by Simon Lee | 利世民 - 利世民 (substack.com)之前提到 Vinod Khosla 對未來的十二個預測。在這些預測中，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他提到專業知識將會因人工智能而變得人人垂手可得，甚至連一般的勞動力，也因為機器和自動化，變到近乎免費。另外，他也提到人工智能在娛樂和設計行業的廣泛應用。不過，他又提到「明星效應」不會消失，名人與追隨者的關係不會改變。

在評論中我提到，不要以為當專業知識變得普及，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和財富會變得平等。

相反，在未來的世界，少數人的財富與收入會更集中。

在未來的世界，究竟甚麼人會在社會和經濟金字塔的最頂層？究竟怎樣才可以擠身到未來世界的 1%，甚至 0.01% ？

今日寫這個題目，一來會為了之前昨天的討論，另外就是有讀者想多講多一點關於大學教育，還有一位讀者希望我講「留下來在香港的人可以怎樣」。

希望這一篇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以下的分享也是我用來提醒自己。

6月18日，特區政府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公佈第一代智能身分證在明年開始會分批失效，並呼籲未換證的人回香港換證。現在總共還有十八萬人未換證。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大家如果不能及時換證，將面臨罰款25,000港元和入獄兩年的處罰。自由亞洲電台還訪問了一位前入境處的職員，說明這件事的真相。根據他的說法，法庭最多只是判罰款，而不是可逮捕的罪行。最多也就是寄罰款單到你家，並不會扣留或禁止香港人出入境。

然而，兩天後，特區政府發聲明指責自由亞洲電台散佈假資訊和抹黑。聲明中使用了一系列的四字成語。

自由亞洲電台真的在抹黑和散佈謠言嗎？

政府之後的說法是，根據《人事登記條例》第七 B 第三條，如果任何人士沒有合理辯解而未能在指定時間內換領新身分證，就可以罰款五千港元。相信合理辯解包括在外國生活，無法回港等情況。但是，今時今日的香港，甚麼才是合理的呢？

特區政府發言人又表示，任何人如果用已經失效的身分證入境香港，入境處會將該身分證收回，並要求在限定時間內申請新的身分證。如果該人不遵從命令，才會根據《人事登記條例》第 19 項第 4 條處以最高 25,000 港元罰款及兩年監禁。

那麼，自由亞洲電台又是否在抹黑香港政府呢？

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訪問了很多已經離開香港或擔心被捕的人；他們覺得這是誘使他們回港的陷阱。事實上，之前的確有一位在日本留學的女孩回香港換身分證時被特區政府拘捕，理由是她曾經在 Facebook 上散布煽惑性言論。這使得離開香港的人擔心回港後因言論或身分問題被捕。

我必須聲明，我在自由亞洲電台每週主持一個名為「財經自由講」的節目。特區政府及支持它的「小粉紅」、「藍朋友」可能會覺得我在偏幫自由亞洲電台。但事實是，自由亞洲電台報道的事實包括 2023 年 2 月在日本留學的 23 歲女性袁靜婷，因回港換身分證被捕。電台還訪問了一些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報導了他們的觀點和言論。

如果所有新聞都不能報道言論觀點，特區政府的四字成語陣又可否是新聞的一部分呢？

作為香港人，我們為甚麼會有身分證？曾幾何時，很多人因抵壘政策來到香港，當時的港英殖民地政府給予他們身分證，記錄他們在香港的生活。八零年代取消抵壘政策後，香港政府要求居民外出時隨身攜帶身分證，警察會查驗證件，無證者會被逮捕並遣返中國大陸。

身分證，曾是自由的象徵，許多人冒著風險偷渡來港獲取身分證。如今，我們為了自由放棄身分證，甚至擔心使用失效身分證會有牢獄之災。這樣的轉變，就是現在香港的現實。

特區政府聲明稱，舊身分證仍可使用，只需在回港三十天內辦理換證即可。問題是，香港人擔心入境後因言論被捕，而非因身分證問題；試問這樣的擔心是否不合理呢？

我認為，特區政府的做法，實際上是在警告海外香港人，如果你們不打算回港，就閉嘴。

順帶一提，不少留港的意見領袖和評論員，也呼籲海外香港人不要再說香港話，指責我們不貼地。我承認我們不夠貼地，但發言是否需要資格？不喜歡可以不聽，但叫人閉嘴就帶很大的問題。我相信這些評論員未必是受特區政府唆使或收買，也可能只是為了爭取更多支持。如果為了爭生意，我無話可說，但讓不喜歡的言論消失，比極權更極權。

作為在海外的香港人，我們明白自己有朝一日會漸漸離地，所以更加留意本地言論，了解香港人的看法。即使在香港，其實很多人也已經自我審查。海外的我們，其實也會小心，不是怕影響自己，而是怕影響讀者和觀眾，更怕影響在香港的朋友。

我常跟朋友說，走不到也不要緊，最重要是保持內心的善良。已經離開香港的朋友，也不要再叫他們走，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處境。我們大家共同經歷過很多事；未來雖然會與香港疏離，但不應抹殺大家過去的經歷和我們對香港的理解。

任何分化香港人的行為都是無謂的；雖然我們不必團結一致，但也不必製造人為對立。

香港人應該互相尊重。尊重不是捧到上天，而是別人怎樣看自己，我們就怎樣看他們。自由和尊重是香港人共處的基本價值觀。如果失去這些，是否又一次確認香港的核心價值正在轉變？

我雖然是美國人，但也有香港人的身分；為甚麼一定要說去了美國就不能再做香港人？這種思維和小粉紅有何分別？

過去五年過得很快，很虛幻，很不真實。但無論離開或留在香港的人，都面對融入新環境的挑戰。我們各有難處，何必互相指責？

Saugatuck 是位於密歇根州的一個風景如畫的小鎮，以其美麗的景色和繁華的遊艇碼頭而聞名。這裡是遊艇和休閒活動的熱門目的地。小鎮有著豐富的歷史，包括在1830年代曾嘗試在 Kalamazoo River 河口建立一個名為新加坡的 startup city，但最終由於河道變遷和來自其他地區的競爭而消失⋯⋯

錢志健說想開間港式餐廳；我想他是真的認真，還說想找大廚。

作為朋友，我告訴他：「懂做飯不等於懂得經營餐廳。」

也有很多人，不會做飯，卻可以很成功地經營飲食生意；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是麥當勞；整間公司上下，大多數員工都不會煮食，對不對？

假如你很會煮食又喜歡煮食，我的建議是最多也只好開私房菜；開餐廳，完全是另一回事。

權力的英文是 Power，但如果從英文翻譯成中文，這個詞的解釋可能會比較困難，因為它除了表示權力之外，還可以解釋為單純的力量。

權力的雙重性質：英文中的這個詞其實有雙重意思，而在中文的世界裡，這個詞同樣具有雙重含義。我們說的權力其實有三個層次。最低層次的權力是用武力去令其他人屈服。最高層次的權力不是單純的武力，也不是人多勢眾那麼簡單，而是有能力去釐定甚麼是對，甚麼是錯，甚麼是善，甚麼是惡。

權力的三個層次：為甚麼要講這三種不同的權力呢？因為我們在社會中見到這三種權力是混合使用的。我們不會單純用武力，也不會單純以人數取勝，也不會單純自己說甚麼是對甚麼是錯。我們需要用這三種不同的權力去進行完全的統治。明白到權力的三個面向後，我們來看看在現實世界的政治中，它們是如何體現出來的。

現代政府壟斷武力：現代政府的一個共通之處是壟斷武力的使用。這未必是壞事，因為它減少了人民之間私下透過武力解決問題，這是一種文明的象徵。但是這也定義了將人民以武力解決問題為野蠻行為，而壟斷武力使用的政府也是我們所謂的必要之惡。

人多勢眾的權力：第二個層次的權力是人多勢眾。我們很多時候會以為選舉政治是少數服從多數，甚至有人將少數服從多數等同於民主。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並不反對民主，但我反對將民主簡化成少數服從多數，因為這實際上是將權力合理化。

釐定對與錯的權力：最高層次的權力是能夠一錘定音地說甚麼是對，甚麼是錯，甚麼是善，甚麼是惡。這種話語權讓我們深思，甚麼是對，甚麼是錯，是由人去判斷的嗎？

宗教與自由的交集：如果我們在政治裡面只是想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或者不是你贏就是我輸，甚至有一班人以為自己是絕對正確，而對手是完全錯誤甚至邪惡，那麼這個社會即使有選舉和言論自由，也未必是真正的民主。

持有武器的權利：美國憲法保障人民有武裝起義的權力。這不代表人民隨時會進行武鬥，而是當政府不公而暴政時，人民有這個選擇。

結社與選舉的自由：美國憲法絕對保障結社和選舉的自由，防止有人拿到絕大多數的權力。選舉制度確保不同州份的權力得到平衡，避免多數人暴政。

言論、思想與宗教自由：憲法捍衛言論、思想、宗教自由，確保不會讓任何單一的意識形態壟斷真理。因為真理是人類不斷追求的，而不是某人能夠掌握的絕對真理。

暴政的本質：究竟甚麼是一個暴政呢？暴政就是政府將所有行使武力的條件收歸手上，不斷擴充其機關，限制人民結社的自由，干預選舉，限制言論自由，並使用假資訊改造思想，製造所謂的真理。

古代的權力：自古以來，統治者靠共同利益建立聯盟，但共同敵人比共同利益更有效。此外，統治者會掌握意識形態，透過神話、風俗、宗教等手段讓人們相信某些東西是正確的。在西方社會，這些人被稱為 lawgiver，即頒布法令的人。隨著歷史的演變，這些人分化成司法和立法機關。

現代三權分立：政府掌握武力，司法機關掌握法律判斷，議會制定法律。三權分立的意義在於相互制衡，防止權力集中在一人手上，因為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化。

民主及其挑戰：1947年，丘吉爾在英國國會辯論時說，民主是一個最差的體制，但比起歷史上的各種政府模式，已經算是相對好。他反對工黨削弱上議院權力，提醒大家對集權的迷信是危險的。

反思香港的情況：自全面管治權、三權合作論等實施以來，我們更清楚見到集權的危險。真正的民主不只是選舉，選舉是讓執政黨下台，讓反對黨上台，這種政黨輪替現象慢慢改變社會方向，但過程漫長。如果你認為選舉一定要選出你心儀的政黨，才等於社會和平繁榮，那你不是相信民主，而是相信某一個政黨。

真正的民主：透過不同的制度去制約權力，包括司法獨立、議會尊重少數聲音等。議會的協商達到共識，而不是多數暴力。泛民在立法會拿多數議席，制約政府，本來是民主體現，但遭到打壓，就是暴政證據。

最近網上流傳一段影片，有位神奇國度的大學畢業生，豪情壯語叫別人去貢獻他的國家，但自己卻早已安排「潤」到美國進修。剛巧上星期我也重遊母校密芝根大學所在 Ann Arbor。上次到這個大學城，已經是十二年前的事。雖然境物依舊，但感覺卻有點陌生；甚至事隔多年我才赫然醒覺，自己當初根本沒有好好去了解這個地方。

在密芝根大學讀書時，僅僅用了兩年內就完成了學位；年青時曾為這個紀錄引以為榮，但其實心底裡我也知道自己錯失原不少機會。記得大學畢業典禮的時候，我甚至有點渾身不自在，覺得自己與總是跟這個地方格格不入。

高中的時候，我其實已經知道自己的理想是做一個經濟學家。但當時香港的學生，就只知道芝加哥大學，不知道還有其他的選擇。所以，報大學的時候，首選當然是芝加哥大學。結果進不了芝加哥大學，退而求其次唯有到密芝根大學。本來想這個結果還是不錯，畢竟，假如純粹看排名，密大也絕對不算失禮。

假如人生有 take two ，我或許會選排名沒有那麼高，但意識形態立場跟自己更接近的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又或者，假如當年我選了 George Mason 的話，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師傅，畢業之後可能會選擇繼續進修，甚至會選了一條不一樣的事業。

在 Ann Arbor 的第一個學期，仍然很有雄心壯志，除了經濟，還雙主修政治，同時我也選修了一些哲學，自製了 PPE 課程。本以為畢業後除了學術，還可以有很多出路。

用極速完成了學位，畢業後我卻回到香港；兩年時間太短，沒有認真去建立人脈關係，也沒有扎實的基礎去做繼續認真的研究工作。兜兜轉轉做了其他的行業，甚至有段日子完全忘記了最初的夢想。如是者，過了七、八年之後，可能是性格決定命運，才跟兩位朋友在香港成立了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智庫。往後雖然有研究經濟政策，甚至參與了一些公共政策的討論，但畢竟過了全情投入學術研究的年齡，加上各種生活和工作上的考慮，儘其量也只是一個業餘的經濟學愛好者。

舊地重遊，另一個感悟就是，當年我除了太快畢業，真正的遺憾是沒有充分利用大學提供的資源。今次我參觀了密芝根大學的天文台和考古博物館，才意識到自己錯過了多少機會；這兩間機構都是由大學二、三年生經營，他們也在做一些簡單的研究工作。這些只有大學才可以提供的資源和經驗，錯過了，在其他的時間，其他的地方，很難找得到。

在 Ann Arbor 我拍了些照片，傳給一位大學同學，他見到後說：「老婆說，如果孩子長大了不生性，選些沒有用的科，實在是不應浪費金錢。」

我問：「那你又怎麼想？」

他說：「過了四年優哉游哉的生活，很寫意的。」

在 Ann Arbor 的兩年，其實我也很享受；但回想當年到美國讀書，又確實花費了父母不少積蓄。浪費嗎？這份任性值得嗎？坦白說，我真的不懂得去衡量；有時我甚至會想，當年假如留在香港讀大學，可能在事業上的發展會更加貼地，會走一條更主流的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真的很享受當時的生活，也是後來決定移民到美國的原因。

說到底，人生每段經歷，都塑造了我們現在是甚麼人。當然，事後我會希望自己讀大學的時候，會珍惜，會把握那些難得的機會。但是走迂迴的路，也有另一番風景，沒有甚麼好後悔。畢竟，一生人「食幾多著幾多」，往往取決於在甚麼時間，出現在甚麼地方，遇到些甚麼人；也就是老套點說的天時地利人和。雖然當中有些運氣的成分，也有些個人先天因素的影響，但我們在人生的連串決定，才是影響到我們在甚麼時間，在甚麼地方，遇到甚麼人。

早幾年離開香港後，我也曾經有再幻想過，自己是否還能走學術的路。但現實是年過半百才走傳統的學術生涯，理性上計算是不化算的；假如我真的對甚麼題目感興趣，用自己的方式去享受好了。甚至乎，將興趣和工作分開，也不一定是壞事。

但我覺得有必須將這次的反省紀錄下來，跟各位即將要入大學的年青人，又或者已經在大學讀書的朋友分享：

大學生活，最主要的事當然是讀書，但也不要忘記這是一個「人生實驗室」，讓你們去了解自己，去試試不同的新事物，建立些人際關係。還有，大學生應該花點時間參加課外活動，又或者趁自己還沒有經濟負擔，找份有意義但低薪水的工作，好好享受這段旅程，千萬不要像我那樣，只是一心想匆忙完成課程，獲得學位。

那張文憑，實在沒有想中像那麼有價值。真正有價值的，是你在這段日子開拓的眼界和人脈，學會獨立，以大學提供的資源和機會，塑造出來的自己。

香港中環海濱的「充氣奇蹟」引來許多爭議。對於這個裝置藝術究竟是否漂亮，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不過，裡面有些事情的細節值得討論，因此我特意邀請了此次活動的策展人Grace Au來做一個訪問。

以下是較早時我與 Grace 的對話，內容沒有作出任何刪剪，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不同的看法。在我與 Grace 的對話之後，我會補充一些個人的看法和感想。

但首先我要向各位補充一點背景。因為我無法在香港，所以對這件事的了解都是通過網上看到的照片和評論。我在 Facebook 上留言後，Grace 發了一封電郵l給我，提供了更多資料和不同的觀點。看完之後，我反省自己之前的留言有點尖酸刻薄，也與事實不符，因此覺得有必要找 Grace 來訪談，也很高興她願意接受。

2024 年 7 月 1 日，人民銀行宣布向市場一級交易商借入國債，並在公開二手市場上沽出。

坊間主流報道，指所謂的「臨時正回購」與「臨時逆回購」操作，是為了控制長期利率，但沒有講到背後真正目的。為甚麼要控制中期甚至長期利率的息差？這種所謂的孳息曲線管理又是甚麼一回事？

今天我想講一個比較特別的題目，就是假橄欖油。雖然我知道近日香港的朋友對於大陸運油車的問題感興趣，但是已經太多人說了，我就覺得不如說一些冷門一點的東西。

我在新聞上看到，意大利警方最近就緝獲了一批價值100萬美元的假橄欖油。我相信很多朋友聽到第一個問題就是，甚麼是假橄欖油呢？橄欖油都有假的嗎？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想很多人知道，原來假橄欖油的問題是非常非常之普遍的。延伸到一個問題就是，其實為甚麼橄欖油會有人造假的？究竟是甚麼條件令到橄欖油會有這個造假的市場呢？還有我想延伸到去說的就是，在這個市場裡面原來有一樣東西叫做「橄欖油黑幫」。他們本身背後是一個很龐大的犯罪網絡，他們的利潤是非常之高的。這個犯罪網絡當然是在意大利裡面是特別嚴重的一個問題。

最後就講下意大利的地下經濟為甚麼這麼龐大，跟他們的政治社會文化有甚麼關係。首先就講下這個橄欖油熱潮。橄欖油熱潮我想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於那個所謂「地中海飲食」。地中海飲食就是叫我們多吃一些菜，多吃一些魚，最重要就是加很多橄欖油。橄欖油這東西在過去二三十年是被捧為一個很健康很健康的食物，但是有一點我很想跟大家說的就是，對於這些不同的飲食文化，甚麼東西是為了健康，人們推崇哪種飲食模式，我看到是每十幾二十年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新浪潮，背後也有很多商業的活動配合著。

因為這個對橄欖油的需求提升了，令到橄欖油的價格是高了不少。尤其是越是高品質高端的橄欖油，它那個需求其實是頗強勁的，我們所謂的剛性需求。這個剛性需求已經造成了第一重誘因。但是只有需求不一定會有人造假的，我們就要涉及到第二個考慮，就是所謂的資訊不對稱。最簡單的說就是，我可以大膽挑戰在座聽這個節目的朋友，有沒有人可以一眼看得出甚麼橄欖油為之高質素，甚麼橄欖油為之沒那麼高質素？你怎樣可以一眼看得出那一瓶橄欖油是特選初榨橄欖油呢？除了信的標籤之外，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根本都不懂得去分。資訊不對稱加上需求強勁，這兩個條件我覺得是令到橄欖油那麼容易有造假的情況。但是除了需求強勁和資訊不對稱之外，我覺得還有第三個條件，就是它的供應是受到控制，受到壟斷的。

在講橄欖油市場怎樣被壟斷之前，首先想講一下假橄欖油其實是甚麼一回事。假橄欖油其實都是橄欖油，只不過它不是他們聲稱的特選初榨橄欖油。有一個估計是，現在地球上有70%聲稱是特選初榨橄欖油，其實都是混合了一些沒那麼初榨、沒那麼特選的橄欖油，或者根本就不是初榨特選橄欖油。

意大利的情況是特別嚴重的。剛才講說意大利警方緝獲100萬美元總值的這些假橄欖油，其實他們都是橄欖油，不過他們不是初榨特選的意思。所謂的初榨特選其實是要符合一些很獨特的條件，包括橄欖的質素。而這些高質素的橄欖不是說全年都可以收集的，你只有每年有一個很特定的收成時間，在一個很狹窄的窗口，你要去找人手去採集，有時候用機器。採集回來後要很快加工製造，否則橄欖又會變。初榨的意思是拿橄欖回來後只做第一層，剩下的渣仔會做第二、第三次的渣油，所以初榨的量當然有限制。

我想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令到高質素的橄欖初榨出來的油其實一直以來都不是特別多。而橄欖的生產大家都明白是連繫著土地的，你不是說可以工廠大批量式去增產。要有一定特定的土壤、特定的地理條件，單反涉及到這些特定地理條件的東西，你就很容易出現壟斷、出現Cartel。

其實在意大利現在絕大多數的橄欖的出產都已經是控制在這些Cartel手上，這些壟斷集團。而這些壟斷集團大家也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是透過黑幫去操作。有一個新聞曾經說過，就是在西西里島有一個農夫，他的名字叫Nicola Clemenzo。他在西西里島種植這些橄欖，他曾經嘗試將種植出來的橄欖供應給黑手黨以外的買家。結果發生甚麼事呢？就是他整個橄欖園都被人燒了。其實我們看到這裡的情況就是，黑幫看到橄欖油的市場是有非常高的利潤，所以他們也嘗試將意大利的橄欖生產炸油等等整個供應鏈嘗試控制住它。

歐洲刑警曾經有一個行動叫做Operation Opson，他就去擊破了一個橄欖油的供應鏈。他們發現橄欖油的利潤可以在可卡因市場的三倍。我想純粹大家聽到這個數字就知道，其實為甚麼會出現了這種好像很平凡的產品，但是原來你看回它背後的供應鏈是可以有這麼多故事。

其實你說橄欖油是不是只有意大利的出產，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當然不是。近年在美國甚至乎澳洲，其實都有很多橄欖油的出產。在美國和澳洲的橄欖油通常就是用不同品種的橄欖去混種，有很多不同的玩法，有些會加入不同的味道。這些橄欖油部分還是會聲稱自己是特選或是初榨。如果我剛才說的幾個條件，包括資訊不對稱，包括供應問題，包括需求方面，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買甚麼。理論上澳洲和美國的橄欖油都一樣有造假或者質素的問題。

而事實上美國和澳洲出產的橄欖油一樣面對著這些標籤和品質控制的一些問題。所以不只是意大利的橄欖油是會名不副實，美國和澳洲久不時都有這樣的問題。不過美國和澳洲就沒有相關的那個所謂黑幫壟斷的情況。那這裡就想延伸講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意大利的地下經濟其實有一個估計，就是意大利有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二十，差不多去到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GDP，其實在這些地下經濟活動。有些研究都說，意大利是因為他的稅率很高，他的政府很腐敗，或者是根本調轉來說，是由下以上，由很地區層面去到國家經濟，都可以見到意大利黑幫的一些手指毛。

總結說回今天，其實假橄欖油的問題，我覺得是有一很嚴重的資訊不對稱。第二就是它的供應是很容易被操控和壟斷。我想有這兩個條件加入了，其實就很容易出現假橄欖油這些情況。如果我們看回在我們的市場裡面，還有沒有其他東西是很類似的呢？大把。其中一個就是金融財經市場。其實股票市場的情況很相似，雖然我們說我們有監管機構，我們有政府在後面看著，但是如果你想一下，就是政府再做多些東西，基本上沒有辦法去完全解決所謂的資訊不對稱問題。資訊不對稱是甚麼一回事呢？其實就是不是說你拿不到那些資訊，而是我就算將那些資訊擺在你面前，你都未必有那種鑑賞力去分辨究竟在質素上面甚麼位置好，甚麼位置不好。

第二樣東西就是供應被操控。其實在金融財經市場，股票要上市，當然說人人都可以上市，但是我們看到現實情況就是，整個產業鏈一樣都是受到一部分人操控著。其實你看香港的股票市場，根本「黑幫化」的情況也都非常之嚴重。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可以用橄欖油做比喻。如果大家看到有橄欖油聲稱是很高質素，但是價錢又是非常便宜，大家就可以基本上不需要考慮。物非所值的情況一定是有古怪，那枝橄欖油不是高質素橄欖油的機會是高過它是的機會。不要怕錯過了買好東西的時機，因為我想很多時候這些FOMO，擔心錯過買好東西的時機，很多時候是令到你買了一些垃圾回來。

第二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嘗試去選擇橄欖油，我的建議就是你不要只信標籤，你真的要自己有一定的鑑賞力。如果你沒有這種鑑賞力，你就不要想著走去說見到價錢貴的就一定買，因為兩個原因，一買回來你都不會分。第二就是誰說貴的東西一定是好？

用同樣道理套入股票也是。第一，如果有一只股票跟你說現在我是大折讓的，我其實有很多條件很好的，那你一定要問，為甚麼市場未反映到這些那麼好的條件，為甚麼要等你才去買呢？

第二就是，如果你不懂得去選股的話，我的建議就是你不如去買我經常叫大家買的一些指數的ETF。其實橄欖油的情況是一樣的。雖然你說我不懂得選股，那怎麼辦？我會說你不如去Costco。去Costco買最「大路」。為甚麼去Costco買最大佬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假如Costco的橄欖油出了問題，我相信大把人會為你出頭，可能有些class action，可能Costco會主動「回水」給你。我想在股票的情況也一樣。你買大佬的指數基金，有這麼多對眼一起盯著，整個市場一起幫你看著，你自己的資訊不對稱的成本是低了很多，你不需要自己花那麼多心思去跑股票。我覺得這個站在個人立場是一個很直接簡單的懶人怎樣去避免做錯事的方法。

當然近年也有很多人說，好像你這樣說，每個人都去買被動式的指數基金，對市場有沒有甚麼影響呢？這個題目就留待下一次分享再跟大家說。多謝大家的時間，多謝大家收聽，我是利世民，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給大家一些不同的看法去了解身邊發生的事情。

自從上星期在賓夕法尼亞的一個選舉活動上，特朗普被人行刺，整個美國的選情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事件不僅影響了特朗普的個人形象，也改變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在選舉中的策略和布局。

在這次襲擊事件中，特朗普的即時反應讓許多人對他的看法發生了改變。許多選民開始認為他是一個強硬的人物，這種近乎英雄式的表現贏得了不少傳統價值觀選民的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甚至之前對特朗普有質疑的共和黨成員，如Nikki Haley，也在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對他的強力支持。這顯示出共和黨內部已經達成了前所未有的團結。

然而，政治的世界並不僅僅是政客們的個人看法，更重要的是他們背後的支持者、選民以及金主的意見。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中，特朗普的影響力變得更加重要，不僅是在總統選舉中，甚至在地方選舉中，許多共和黨候選人也會利用特朗普的支持來提升自己的勝算。

另一方面，民主黨內部對於是否繼續以拜登作為候選人也有許多討論和謠言。儘管外界對拜登的領導能力存在質疑，但從制度上來看，除非拜登本人宣布退出，民主黨很難在這個階段更換候選人。共和黨內部則評估，無論拜登是否退選，他們都已經做好應對各種情況的準備，並將矛頭指向潛在的替代者如Harris和Newsom。

共和黨在此次選舉中的主要策略仍然圍繞三個核心議題展開：捍衛邊境、經濟復甦以及傳統美國價值觀。捍衛邊境一直是特朗普的標誌性政策，而共和黨也將非法移民問題與毒品氾濫聯繫起來，強調邊境安全的重要性。在經濟方面，雖然共和黨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決通脹的辦法，但他們主張振興美國製造業，並對外國廉價出口商品徵收關稅，以此來保護國內產業。

在國際關係上，共和黨希望迅速結束俄烏戰爭，並將更多責任交給歐洲國家。同時，他們也強調美國不應該過度干預中東地區，應讓以色列自力更生。對於中國，共和黨的策略是通過經濟手段迫使中國減少對周邊國家的軍事威脅，並希望中國能在經濟困境中削減軍事開支，以此達到雙贏的局面。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理解政治和政客的運作方式至關重要。政客們往往會揣摩選民的心意，並據此制定政策和策略。共和黨在此次選舉中似乎更能夠抓住大眾的心聲，而民主黨則仍在調整其立場和策略。在未來的政治道路上，雙方都需要不斷適應和轉變，以更好地代表選民的利益。

我們小時候會覺得時間過得很慢，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很沉悶。我記得我四五歲的時候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就是：「好悶啊～」。

但是當我們年紀越來越大，就開始發覺我們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是永遠都不夠時間。尤其是近年我發覺自己有很多想做的概念，有很多項目，但總是不夠時間去做。結果這些沒寫完的書、沒寫完的文章、沒錄完的影片，變成了心理上的負擔，漸漸我也承認自己是一個病態的拖延症患者，我的 priorities 變得亂七八糟。

我開始去研究怎樣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怎樣可以做事快一點。我嘗試去改變我寫作的程序，怎樣去起稿，起完稿之後怎樣去錄音。但最終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我可能要開始對某一些想做的事情放下，要學會對自己說不。甚至乎是要有個先入為主的假定，就是絕大多數的念頭，想做的事情，最終都是不會去做的。結果是怎樣呢？結果就是我又回去好像小時候的我一樣，覺得很沉悶。

我漸漸發覺自己失去動力。不知不覺間，又開始漫無目的地去找一些新的內容去看。然後我跟自己說：「人都是需要放空一下，有時候需要休息一下，需要有些娛樂。」

我不知道剛才說的情況，是不是人們所說的 burnout，就好像汽車沒有燃料，停了下來。但有一點我肯定，就是自己很不喜歡所謂「打發時間」。我知道時間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一件事；打發時間我覺得和慢性自殺是沒有分別的。

然後，我又突然間變得很希望做多點東西，會半夜起床不睡覺。去起草內容，去錄音。但是我知道這樣做其實對我的健康也有很大影響。在英文裡面有個詞語叫做 revenge bedtime procrastination，即是「報復性的不睡覺」；這個現象其實是非常不健康的。但是我又明知是這樣，我也有時候仍然會這樣做。

我知道是不健康的情況，我知道是要找一個出路，我開始去反省究竟深層次的問題在哪裡，為甚麼我會不喜歡去專注一個題目呢？我是不是嘗試逃避一些東西呢？為甚麼我一直要找新的ideas，要找新的題目呢？

最近我看了一本書叫做《Choose Your Enemies Wisely》。這句話應該是借用了聖經中的一個概念 choose your friends wisely；我提到這本書，不代表我推薦。不過我看這本書的時候也幫我去反省我自己的一些問題。有些人找到人生的動力是，透過他定義自己的敵人是甚麼人。

記得很多年前有一次跟一個朋友說起他一間剛剛開始的公司，我就跟他說，你都要定義你間公司最大的敵人，你的對手是誰。當時我的朋友是有點錯愕，也覺得有點難接受。我明白為甚麼他會這樣想，因為我們接受的教育自小就跟我們說和諧是好的，對抗是不好的。

但是在我自己的經驗裡面，很多人最大的動力，往往就是來自於當我們感受到被壓迫或者被威脅的時候。當我們為生存而奮鬥時，往往就是我們最能夠發揮自己的能力和找到我們的內心資源時。

但反過來說，當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跟甚麼競爭，我們很容易就會迷失。尤其是在富裕的家庭、富裕的社會，很多人為甚麼會有這些所謂的First World Problem，這些所謂的富貴病，就是因為他們不再需要為生存而奮鬥。他們失去了人生一些最基本的動力。有些人會將和自己看法不同或者不認同的人視為他們的敵人。

甚至乎有些更低層次的，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敵我矛盾」是很普遍的，但是我也覺得很低層次，很不必要。另一個情況就是出於妒忌。有時候我們會見到有些人可能因為命運好，活得比我們更好，我們會覺得他憑甚麼可以有這麼多的享受，可以過這麼好的生活。這種妒忌也是非常普遍，也是非常惡毒的。這種比較心、差別心其實是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

亦都會有些人是嘗試去戰勝那些想控制他、想擺佈我們的人。這一種就比較接近生存的基本動力。但是更多時我們真正的敵人是來自我們自己內心。有些人是有所謂的Scarcity Mindset，就是永遠都覺得自己是不足夠、不充足。

另一個就是那種虛無的人生，那種沒有意義的人生。通常這些「與自己為敵」的人也是不會過得好。

坦白說我對以上的各種哲學問題我沒有一個答案。有些朋友會選擇以宗教作為一種好像套裝形式的答案。宗教會告訴你甚麼是善、甚麼是惡、甚麼是你人生的目的，會給你一個榜樣去跟。但是我自己對於這些套裝式的答案是有一定的抗拒。

可能在眾多不同的宗教中，佛教是比較接近我心目中的答案。但很可惜的是，在現世的佛教中很多時都流於形式主義，很多人只是做了那些儀式，做了那些禮儀，但是沒有深入地去了解當初為甚麼會有這些想法的出現。

除了以上講哲學和宗教，今天我也想分享的最後兩點就是：

一、其實我們每個人某程度上都在出賣我們的時間，即是出賣我們的生命，但絕大多數人都不太知道我們賣的時間、賣的生命究竟是在用一個甚麼代價、定一個甚麼價錢。但如果我們真的用經濟學的角度去計算我們每一個小時賣出的時間究竟值多少錢，然後我們的人生是值多少錢，整件事就非常暗淡悲觀。畢竟我們只能活一次，而我們的生命應該是無價的。總結今天的分享：「停止去打發時間，開始去明白自己每一分每一秒的價值，嘗試去學習怎樣令自己更加有效率，不斷地去改進自己。」

二，最後一點就是：「遲到好過冇到。」我們永遠都不會太遲去知道這些意思、這些道理。當我們很小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時間很漫長，要打發時間；但是人生去到某個階段，我們就真的會學會珍惜自己的時間、生命和健康。

今天我想討論一下烏克蘭軍隊最近在庫爾斯克地區的反擊行動。有人形容這次的軍事行動為「圍魏救趙」，即是說，透過在庫爾斯克地區的反擊，迫使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佔領區的部隊要調配到去重新防守庫爾斯克這一部分。

但實際情況比起簡單的「圍魏救趙」要複雜得多。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幾點，包括庫爾斯克這次反攻行動的象徵意義，以及它可能對克里姆林宮構成的心理壓力。

今日的分享，我想由一個情景題開始。

假設你是一個國家的元首，你見到國家的出生率下降，人口結構將會出現斷崖式的老化。與此同時國家的經濟增長放緩；一直以來依賴的廉價勞動力模式，不但受到自動化科技的挑戰，周遭的國家在工業出口與你有正面、直接的競爭。屋漏兼逢連夜雨，最近幾年這個國家更面臨了一次金融危機，因為房地產泡沫爆破，去槓桿化令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更重要是，由於緊張的外交關係在地緣政治矛盾，令到你不但與接壤的各國關係緊張，地球上最大的兩個貿易對象，即是美國和歐盟，也不斷對你的國家實施各種的貿易限制。

在這個環境之下，究竟你可以怎樣呢？

今天這個情境題，相信大家一聽就知道我在說哪個國家。表面上看好像有眾多錯綜複雜的問題，背後有很多不同的問題，之間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其實細心歸納就可以最少三個核心的問題。

這三個很核心的問題，我稱之為中共的三隻灰犀牛：第一就是人口，第二就是經濟模式，第三就是政治體制。

今集和未來的兩集，我將會從這三方面去剖析神奇國度面對的挑戰。

今年 Jackson Hole 央行年會上，聯邦儲備局主席包威爾（「放鴿」；包威爾在發言中表示，因為 2019 疫情帶來的各種經濟扭曲，影響正在減退；通脹顯著下降，回到接近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 2% 的目標範圍；勞動市場亦不再出現短缺，因供應鏈重組而出現的短缺亦正常化。所以未來的貨幣政策調整，可能會更側重於失業率的變化，市場亦因此預期聯邦基金利率很有可能下調。

根據目前利率期貨價格計算，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在九月有 65.5% 的機會減 1/4 厘，另外有 34.5% 的機會減半厘。到今年底，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有 27.9% 的機會減至 4% - 4.25% ，另外有 43.8% 的機會減至 4.25% - 4.5% ；最低限度也會減至 4.5% - 4.75% 。

換句話說，市場預期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有望最少減 0.75% - 1.25%。

主流的講法是因為經濟下行風險增加，所以聯儲局要提早減息。最近的就業統計數字亦顯示，失業率有上升趨勢。但細心研究就會發現，在失業率上升的同時，整體就業人數亦有上升；也就是說，找到工作的人多了，但在找工作的人更多。究竟為甚麼有更多人投入勞動力市場？是否因為物價升幅影響令更多家庭收支？

話雖如此，過去兩年多以來，除了個別科技行業曾經出現過「洗牌」，美國整體的就業環境很難說是衰退，甚至乎有不少零售餐飲行業，仍然是有工無人做。【1】

再者，金融市場也沒有出現明顯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聯儲局為甚麼要調整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所謂的「減息」又會否令到股市和樓市即時出現亢奮式的爆升？美國長期的經濟發展究竟又會有甚麼變化？對其他國家又會有甚麼影響？

今次議息前，市場預測減息半厘或四分之一厘的機會，各為50%；所以嚴格來講減半厘不算意外。

至於下次議息會議，即11月7日，減息半厘或四分之一厘的預期，也同樣是50:50。

如果展望到今年年底，至少有一半的機會會將利率減至4-4.25厘，最低可能會是3.75-4厘，而最保守的情況則是4.25-4.5厘。

但從會後聲明來看，根本完全無法解釋為何需要減息；聯儲局目前要減息的唯一原因就是「孳息曲線倒掛」。

理論上，當孳息曲線倒掛，要使其恢復正常狀態，可以通過長期利率上升來實現。長期利率上升的常見原因是通脹預期上升。然而，過去一年，通脹預期並無大幅上升（美國的通脹情況並不算嚴重），反而長期利率有所下跌，這意味著資金從相對高風險的地方流向理論上風險最低的長期債券。

事實上，這次減息後，股票市場上升，但債券價格也同樣上升（即…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的三個得主 Daron Acemoglu 、 James Robinson 和 Simon Johnson ，其實之前都有一定的合作，都是很針對去研究國與國之間的差異。

傳統上，一般人就會覺得一個國家為甚麼會富庶呢？當然是因為天然資源多，又或者是因為它有很龐大的勞動力，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等等。但其實我們一直都知道，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有良好的制度，才有好的經濟表現。但究竟怎麼去用一些嚴謹的科學的方法，去實證地去找出不同的國家是因為制度上的分別而令到他們有經濟上的差別？這種透過實證研究的方法去找出的答案，我想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在學術上對他們的認可。

還有一點我很想在今天的分享裡讓大家明白的就是，每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選甚麼人去贏，提名過程其實都是一個我們叫做 agenda setting 的過程；agenda setting 的意思，就是背後是想帶出一些訊息。

過去幾年，大家看新聞的時候相信都會見到一個詞語，叫做 Global South，也就是這個世界的南半球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它們將會是我們未來的十年二十年很重要的經濟增長動力。

問題是這些 Global South 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時候，究竟會否同時之在社會政治上轉型？

2004 年，中國大陸和一些親中學者提出了一個說法，說發展中國家要去發展他們的社會，不一定要跟著西方的一套；這也是中共一直以來很極力去宣傳的一個說法，甚至乎冠以一個名稱就叫做「北京共識」。中共自己也是對自己過去的幾十年的經濟表現，感到自豪，認為北京模式、中國效率比西方的更優越，認為民主自由的社會，對他們那種高效率，傾全國之力去做一件事的模式，其實是一種障礙。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委去頒給這三位經濟學者，背景的訊息是，當一個社會沒有一個「包容性」（inclusive）的社會模式，其實是不可能達到一個高度發展的狀態。

「中國不是一個例外嗎？」在記者會上，其實也有人問幾位得獎者怎樣看中國大陸。我覺得他們很禮貌地指出，有些國家也可以透過高度集權高壓的模式，維持了幾十年；言下之意，其實就是說中共的經濟增長不能長久下去。

在此我也想補充一點，就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和社會，面對著一些重大結構性挑戰，包括人口、政治制度、金融經濟系統不能有效地去分配資本等。此外，我們也見到中國大陸還有其他問題，包括城鄉的經濟表現落差；很多人說中國經濟增長奇蹟很厲害，但是外界能夠看到的那一兩億最富庶的城市人口，看不到的是數以億計的農村貧窮人口。

他們是否有可能最終富起來呢？

1978 年之後的改革開放，其中一個承諾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了習近平時代，則說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說中國已經達到全面小康。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已故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在另外一邊說，仍然有六億人口每個月收入不到一千元人民幣。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兩個很不同的圖像。從經濟學的角度，很多人都已經提出了中國是不是已經步入了我們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實中國不是唯一的發展中國家，當經濟增長去到某個地步就遇到發展瓶頸，無法再發展下去。

這些國家在開始的時候，往往透過一些很簡單的組裝工業，尤其是出口工業，賺取一定的收入和外匯。但是不要忘記兩件事。第一，通常這些發展中國家最具競爭力、管理得最好、技術層面最高的生產線，很多時候都是由外資投資，引進技術和管理。有時甚至是因為產品要出口而符合對外的品質需求，才能達到某一個水平。但是很多時候，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內銷產品的製造，質素並不是同樣的水平。

第二，更重要的問題是，當你發展到某一個階段，開始要做自主研發，開始要做你的行銷，要做自己的產品設計，甚至是其他配套服務和分銷。你所需要的技能，很多時候是無法透過單一的公司在同一屋簷下完全提供。

回到經濟學的最基本概念，就是 Adam Smith 寫《國富論》的時候也有提到，透過專門化（specialization）提高效率；專門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在於，當要處理的程序或專門知識越來越複雜，每個人，每間企業能處理的範圍就越來越狹窄。這時，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和交接變得愈發複雜。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滿足幾個條件。首先是高度知識化的人力資源。如果沒有知識，又怎麼協作呢？第二，就是一定的制度；有時是企業的規章，有時是行業規則，有時是市場的基本運作原則或監管水平。如果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機制，沒有一個能夠給所有市場參與者公平競爭並建立信任的基礎，是不可能達成高度專業化的合作和競爭。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很多發展中國家當經濟發展到某個地步時，要再進一步轉型時，必須要有相應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配合。話說回來，這些社會政治制度的轉變，某程度上也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需求。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現代化，不能僅是抽象的經濟生產，而是與政治制度相互配合的過程。

也因為這個原因，從學術客觀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現在面對的困局，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而是整個社會在過去百多年裡幾次嘗試現代化的努力都走了錯路，無法擺脫過去的枷鎖。

再回到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獎者，他們其實有幾本書或者文章非常精彩。其中比較有名的是《Why Nations Fail》（國家為何會失敗），以及《The Narrow Corridor》（自由的窄巷）。

我尤其推介《The Narrow Corridor》這本書，作者透過這本書提出一個概念：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經濟增長的成果被國家機器完全吸納，這樣的社會往往會走向極權。我想這也是對中國現代化困局的原因；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一直高度依賴國家機器，導致經濟利益集中在少數掌握權力的人手中。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選擇這三位得獎者，弦外之音就是，Global South 國家和現代化發展的過程，如果沒有社會和政治上的轉型，結果是不可能持久的。

之前有會員想我講講加拿大的政治和未來。趁剛剛結束了 BC 省的選舉，就借這個機會講兩句。但在討論香港人在加拿大能做什麼之前，我們先探討一下加拿大進步主義的根源。另外，大多數香港移民傾向中間偏右，常覺得加拿大的進步主義對他們來說過於激進。一些人渴望通過選票來改變現狀，但感覺作為少數群體，我們的影響力有限。

加拿大的政治光譜在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轉變。合作聯邦聯盟（CCF），這個於1932年成立的社會主義政黨，推動了許多進步政策，如老人福利、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障。

CCF的崛起促使麥肯齊·金領導的自由黨政府採用了許多CCF的政策，以維持政治權力。自由黨對CCF的方式，通常被描述為「中間政治」，即通過採取中間派政策，並建立廣泛聯盟來吸引加拿大的中間選民。

CCF後來改名為新民主黨（NDP），繼續推動結構性改革，旨在減少不平等並擴大公共服務。薩斯喀徹溫省省長、後來的新民主黨領袖湯米·道格拉斯首創了該省的全民醫療保險，最終成為加拿大全國醫療保險體系的範本。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魁北克寧靜革命是另一個關鍵時刻。這一時期由魁北克自由黨領導，帶來了教育、醫療保健和社會服務的現代化和世俗化改革，同時重新強調法語和文化，也激發了魁北克民族主義的興起，並要求在加拿大內部獲得更大的自主權。

2015年當選的賈斯汀·特魯多的自由黨政府，代表了最近的進步轉向。特魯多擴大了福利計劃，將大麻合法化，增加了兒童福利資金，推出了全國碳稅，並推行了旨在減少貧困和促進平等的政策。他的政府常被認為是「加拿大歷史上最左翼的政府」。

保守派是否能成為進步派的對立面？加拿大保守黨曾經自稱為「進步保守黨」——看似一個矛盾的名詞。

歷史上，加拿大的保守主義根源於英國的托利主義——最初支持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哲學。早期的加拿大保守主義與通常與其他國家聯繫在一起的小政府、自由市場的保守主義大不相同。相反，它擁抱干預主義國家，專注於通過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項目促進增長和國家統一。加拿大的第一任總理約翰·麥克唐納便以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為例，這是一個將國家從海岸連接到海岸的龐大工程，不僅在地理上，還在政治和經濟上聯繫了整個國家。

同樣，在大蕭條期間，保守黨總理R.B. 貝內特在當時幾乎聞所未聞的時期引入了失業救濟，表明他對國家干預持開放態度。

加拿大保守主義的另一個定義特徵是強調主權和抵制國際壓力。在冷戰期間，保守黨領袖約翰·迪芬貝克拒絕了美國要求在加拿大領土上部署核導彈的要求，這突顯了保守黨維護獨立的立場。

1980年代，加拿大保守主義在布賴恩·穆魯尼的領導下發生了巨大變化。穆魯尼提倡自由貿易和私有化，遠離了早期保守領導人的干預主義政策。將加拿大航空和加拿大石油公司等國有企業私有化，標誌著向更加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轉變，這與美國的羅納德·里根和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領導的保守浪潮更加接軌。

穆魯尼的經濟自由化在政治上充滿爭議，標誌著加拿大保守主義內部的重大轉變。大約在同一時期，LGBTQ權利和墮胎等社會問題開始成為焦點，這些問題在保守黨內部引發了分裂。

1990年代對保守黨來說是困難的時期，穆魯尼的經濟改革後的內部分歧使其難以凝聚力量。這為改革黨的出現創造了空間，該黨吸引了對現狀感到失望的西加拿大人。改革黨關注小政府和地區代表，最終在2000年成立了加拿大聯盟，後來在2003年與進步保守黨的殘餘力量合併，形成了今天的加拿大保守黨。

統一的保守運動將保守主義的多種思潮融合在一起，為斯蒂芬·哈珀的領導奠定了基礎。哈珀小心翼翼地在這個複雜的意識形態中進行調和，特別是在社會問題上。他特別選擇不重新開啟墮胎辯論，深知這會疏遠部分選民基礎的風險。

同時，自1960年代以來，尤其在魁北克，加拿大經歷了顯著的世俗化過程。教育系統的世俗化，特別是在魁北克，削弱了宗教機構對公共價值觀的影響。到2015年，加拿大的經常教會出席率從1980年代的約40％下降到約20％，與社會問題上更進步的態度有關。

簡而言之，我們所見的進步主義已深深植根於加拿大。然而，加拿大也是一個充滿祝福的國家。地球上很少有國家能擁有加拿大這樣的自然資源豐富程度。

加拿大的能源結構以其多樣性和能力而獨特。該國有著非凡的奢侈，能夠主要通過可再生能源如水力發電來滿足國內能源需求，還擁有成熟且可靠的核能部門，同時從其龐大的油砂和天然氣儲量中獲益。這賦予加拿大一個獨特的優勢：能夠依賴於清潔和可持續能源來滿足國內消費，同時向美國等化石燃料需求旺盛的國家出口，從而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這是一個能源自給自足與有利可圖的出口機會的罕見結合，許多國家只能夢寐以求。

然而，加拿大的自然資源財富——從木材到水電再到油砂——雖然是經濟穩定的來源，但也帶來了內在風險。其中首要的風險是自滿，這一現象通常被稱為「資源詛咒」。這種悖論發生在富有自然資源的國家未能多樣化其經濟，導致對資源開采的過度依賴，而犧牲了其他產業的發展。

要多樣化經濟，加拿大最需要的是人才。全球各國正激烈競爭以吸引頂尖人才，因為他們認識到，技術進步和經濟韌性的關鍵在於擁有一支技術熟練的勞動力。加拿大面臨的挑戰不是缺乏吸引力。該國被廣泛視為一個令人嚮往的目的地，提供高品質的生活、政治穩定和多元文化社會。對世界各地的許多技術專業人才來說，加拿大是一個建立未來的理想選擇。然而，儘管加拿大具備這種吸引力，卻往往難以充分發揮其吸引並留住所需人才的能力。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障礙是加拿大的開放移民政策與許多移民到來後結果不盡人意之間的落差。加拿大吸引了許多受過高等教育且有豐富經驗的人才，但這些專業人士往往因為勞動市場的系統性障礙而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力。資格認證承認是個主要障礙，特別是在醫療、工程和教育等受管制的專業領域。

這一挑戰也延伸至私營企業。儘管加拿大擁有強大的公共部門和繁榮的資源經濟，但其初創生態系統和科技產業卻落後於美國和其他全球創新中心。高稅收、風險規避的投資文化以及監管障礙的結合，使許多科技初創企業難以擴展，導致創業人才的流失。加拿大的高等院校培養出很多優秀人才，但由於缺乏支持初創企業和技術創新的基礎設施，許多這些個人要麼離開，要麼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力。

另一個促成因素是加拿大對人才培養的方式。該國在高等教育方面投入巨大，加拿大的大學在全球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學術培訓與勞動市場需求之間的脫節仍然存在。畢業生經常具備的技能與當前勞動市場需求不完全匹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網絡安全和數據分析等高增長領域。這種技能缺口意味著，儘管擁有大量受過教育的個體，雇主仍難以找到所需的專業人才，導致既有失業也有職位空缺無法填補的局面。

長期以來，移民一直是加拿大增長戰略的基石。然而，最近的調查顯示，加拿大人對移民的態度有了顯著的轉變。根據2024年秋季恩維爾研究所的調查，58％的加拿大人認為該國接受的移民人數過多，這比兩年前大幅增加了31個百分點。這標誌著自1998年以來，對移民的擔憂達到了最高水平，表明這一現象橫跨各個社會階層。加拿大人提出了幾個根本性原因：嚴重缺乏可負擔住房、經濟壓力增大，以及對政府管理不善的認知。這些問題正在加劇人們對該國是否有能力在不損害現有居民福祉的情況下支持新移民的疑慮。人們還對難民申請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懷疑，並對新移民是否成功融入加拿大文化表示擔憂。

這些情緒在2023年萊格調查中也得到了反映，其中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政府每年接收50萬移民的目標過高。更引人注目的是，75％的加拿大人對住房和社會服務的壓力增加表示關切，這兩個領域已經難以跟上現有需求。這些調查結果表明，儘管加拿大歷史上對移民保持開放態度，但其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如今對當前的移民政策是否可持續持懷疑態度。

然而，加拿大關於移民的辯論不僅僅是數字問題；還涉及該國能否有效整合那些抵達的移民。如果加拿大無法讓新移民蓬勃發展並充分貢獻，那麼我們不得不問：為什麼它還要保持這麼開放的移民政策？

加拿大香港人能做些什麼？

毫無疑問，加拿大並非沒有其缺陷。加拿大要處理很多典型的第一世界問題。來自香港的我們，有些人可能會發現適應這些新環境具有挑戰性，而另一些人可能會對政治感到失望和沮喪。

然而，加拿大，這個我們一些人稱之為家的地方，也提供了一個和平的環境和體面的生活標準。我們中的許多人移居加拿大是因為它是一個開放、自由和包容的社會。在任何開放的社會中，我們都會遇到與我們不同的想法和人。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調和這些差異，獲得相互尊重和理解。

加拿大能比現在更好嗎？當然可以。但它不能通過選舉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選舉只是反映當前的社會情緒。選舉政治不會改變我們如何看待世界的敘事。

民主不僅僅是選舉領導人；它還涉及培育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讓多元化的聲音共同塑造社會結構並影響公共政策。

對於希望重塑敘事的加拿大香港人來說，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擴大我們在公民領域的影響力。這意味著在公共討論中獲得更強大的「話語權」。通過更加積極地參與——無論是通過倡導團體、智庫、社區組織還是公共論壇——我們可以幫助塑造影響我們的政策。

具體來說，如果我們希望推動更開放和包容的資格認證政策，我們需要在加拿大社會內建立廣泛的支持。這種轉變不會在孤立的情況下發生，也不會在沒有參與的情況下實現。這要求加拿大香港人提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基於證據的論據，展示一個更加包容的資格政策如何不僅造福於移民社區，也造福於整個加拿大。我們還需要走出自己的圈子，與其他社區建立聯繫。最終，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在於公民積極塑造其社區的方向。

沙地阿拉伯今年經濟情況

今年，沙地阿拉伯大幅下調了經濟增長預測，從原本的4.4%降至0.8%。這主要是因為國際原油價格低迷，而沙地阿拉伯經濟高度依賴石油，石油占其出口利潤的九成，政府收入的八成也來自石油。

沙地阿拉伯如何對應

2016年，沙地阿拉伯推出了 2030願景，目標是減少對石油的依賴，創造更多的就業和生產力。為此，他們透過公共投資基金（PIF）投入大量資金，2025年預計將投資增加到700億美元。

 沙地阿拉伯政府面臨的挑戰是收支平衡的問題。根據 Breakeven Oil Price 計算，當油價達到112美元時，他們才能保持收支平衡。而當前的油價約為75美元，導致沙地阿拉伯不得不發債以平衡預算。

全球能源市場的變化如何影響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對國際石油價格影響力大減；因為非OPEC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巴西的產量已超越OPEC，對油價的控制力降低。隨著新能源的興起，對石油的需求將逐漸減少，進一步加大了沙地阿拉伯轉型的壓力。

其他國家的影響

例如中國，為了減少對石油的依賴，積極發展電動車。這不僅是為了環保，更多是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避免在國際衝突中因石油供應中斷而受制於人。

Milei 的經濟政策

削減政府開支和控制通脹。政府過度開支是通脹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僅僅透過加息來應對。Milei 成功在短時間內將阿根廷的財政達平衡，通脹率也從每月25.5%降至3.5%。阿根廷的信貸風險顯著降低，貨幣黑市和官方匯率差距縮小至20%。

改革代價與政治挑戰

2024年阿根廷的GDP預計將收縮 3.5%，貧窮率上升到 53%，創下20年來的新高，失業率也在增加。Milei 上任後最大挑戰是如何在弱勢政府中推動改革，故不得不與其他政黨建立聯盟以抗衡強大的工會勢力。此外，他在國際關係上也有所調整；從原本疏遠中國和巴西，到後來與這些國家改善關係。

獲得權位與保留權位的分別

Milei 最初雖然以激進改革者的形象出現，但上任後必須面對現實，做出妥協和調整。Milei 的成功與否取決於他能否在制度和文化上實現持久的變革。阿根廷需要深層次的制度改革，包括貨幣政策和政府預算的調整；制度改革成敗取決文化上的轉變。